中小学
爱因斯坦有一位相信不可知论的舅父，后来爱因斯坦经常谈起关于他的一则趣闻。他是唯一去犹太会堂的家族成员。别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回答说：“呃，我也不知道。”爱因斯坦的父母“完全不信教”，而且并不认为这有什么损失。他们在饮食上并不遵守犹太教规，也从不去犹太会堂。父亲赫尔曼称犹太教仪式为“古老的迷信”，他的一位亲戚这样说。一转眼，阿尔伯特6岁了，到了上学的年龄。虽然附近没有犹太学校，父母却并不在乎。他上了附近一所很大的天主教学校——彼得小学。在班里70个同学中，爱因斯坦是唯一一个犹太人。天主教的正规课程他都上了，而且还听得津津有味。事实上，这些课程他学得相当好，甚至还给班上的同学补过课。
一天，老师拿了一根大钉到班上，说“耶稣就是被人用这样的钉子钉在了十字架上”。不过，爱因斯坦后来说，他并没有感到老师对自己有什么歧视。“老师们思想开明，对任何教派都一视同仁。”不过，同学可就不一样了。“在小学生当中，反犹思想还是很严重的。”他回忆说。
由于“孩子们都很在意的那些种族特征”，阿尔伯特在上下学时曾饱受他人嘲笑，他作为局外人的感受也随之加剧，这一感受将伴随他终生。“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受到人身攻击和辱骂是常有的事，不过大多并不十分恶毒。但这足以加剧一个孩子的局外人心理了。”
9岁那年，爱因斯坦升入了慕尼黑市中心附近的一所中学——卢伊特波尔德高级中学（Luitpold Gymnasium）。这是一所以思想开明而著称的学校，重视数学和科学，也重视拉丁语和希腊语。此外，学校还专门配备了一名教师，为犹太人提供宗教指导。尽管父母有强烈的世俗心理，或者也可能正因为如此，爱因斯坦突然对犹太教产生了极大热情。“这种感情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自愿严格遵守犹太教规的一切细则。”他的妹妹回忆说。他不食猪肉，恪守犹太教的饮食规定，每逢安息日也依礼节而行。所有这些并不容易做到，因为家里人对这些行为并没有兴趣，其冷漠已经近乎轻蔑。他甚至还创作了几首赞美诗来颂扬上帝，独自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哼唱。
有一则流传很广的故事说，爱因斯坦做学生时数学学得不好。许多图书杂志和网页在说到这件事时，还总是振振有词地加上一句：“这是众所周知的。”唯恐天下学习成绩不好的孩子不过瘾。它甚至还上了著名的报纸专栏——里普利的“信不信由你！”。
爱因斯坦的童年留下了许多令人哭笑不得的趣事，可惜这一条却不是事实。1935年，普林斯顿的一个拉比给爱因斯坦看里普利专栏的一则剪报，标题是“最伟大的在世数学家没学好数学”。爱因斯坦笑了。“我数学一直都学得很好，”他回答说，“我15岁之前就掌握了微积分。”其实至少论聪明才智，他是个很不错的学生。上小学时，他是班里的前几名。“昨天阿尔伯特拿到了他的分数，”他7岁那年，妈妈向阿尔伯特的姨妈汇报，“这次他又考了第一。”上中学时，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等语言时的那种刻板让他很不舒服，他后来说，这使他“对单词和课文留下了糟糕的记忆”。但即使是这些课程，爱因斯坦的成绩也总是名列前茅。数年之后，在爱因斯坦过50岁生日时，有各种传言说，这位伟大的天才在中学时成绩有多么多么差。于是时任的中学校长就发表了一封信，说明他当时的成绩是何等的优秀。
至于数学，他不但学得好，而且“远远超出了学校的要求”。他的妹妹回忆说，到了12岁，“他已经特别喜欢解决算术中的复杂问题了”，他决定看看自己是否能够通过自学几何和代数前进一大步。父母为他提前购置了课本，以方便他在暑假自学。他不仅学习了书中的证明，而且还尝试自行证明新的理论。“他忘记了游戏，也忘记了玩伴，”她说，“他潜心求解，一坐就是好几天，找不到解答绝不罢休。”
叔叔雅各布是工程师，他使阿尔伯特体会到了代数的乐趣。“这是一门给人带来快乐的科学，”他解释说，“当我们抓不住猎物时，就暂时称之为X，然后继续追赶，直至将其俘获。”玛雅回忆说，雅各布叔叔一面提出更困难的问题，“一面对他是否有能力解决表示善意的怀疑”。阿尔伯特总是能够找到正确的解答，这个孩子“感到莫大的幸福，这时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才能正在将其引向何方”。在雅各布叔叔教给他的知识中，有一条是勾股定理（直角三角形斜边的平方等于两直角边的平方和）。“经过一番努力，我根据三角形的相似成功地‘证明’了这个定理。”爱因斯坦回忆说。他又在以图像的方式进行思考了。“在我看来，直角三角形各条边的关系‘显然’完全取决于它的一个锐角。”
玛雅不无自豪地称哥哥对勾股定理的证明是“完全原创的”。或许爱因斯坦本人认为是新的发现，但很难想象其证明方法果真是完全原创性的，因为它必定类似于某种标准证明，即以相似三角形各边成比例为基础。不过这的确表明，爱因斯坦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完全懂得，优雅的定理可以从简单的公理推导出来，同时也说明他的数学不大可能学得不好。“12岁的时候，我发现仅仅通过推理，而不借助任何外在经验的帮助，就可以找到真理，这使我激动不已，/他后来对普林斯顿的一位校报记者说，“我越来越确信，大自然可以作为一种相对简单的数学结构而得到理解。”爱因斯坦最大的思想激励来自于一个学医的学生。他家境贫寒，每周在爱因斯坦家吃一次午饭。邀请一位笃信宗教的穷苦学生在安息日一同进餐，是古老的犹太习俗。爱因斯坦一家对这个传统做了些修改，他们每周四邀请一位学医的学生来吃饭。这个学生叫塔尔穆德（后来移居美国时改名叫“塔尔梅”），他从21岁即爱因斯坦10岁起开始了这种每周一次的造访。“爱因斯坦是一个漂亮的黑发男孩，”塔尔梅回忆说，“在那些年里，我从未见他读过任何通俗文学，也没见他与其他同学或同龄人在一起。”塔尔梅给他带来了一些科学书籍，其中有一套配有插图的《自然科学大众丛书》（die naturmissenschaftlichen Volksbiicher），爱因斯坦说：“这套书我是目不转睛一口气读完的。”这套由21本小书组成的丛书是亚伦·伯恩斯坦写的，他强调了生物学与物理学的关系，还详细介绍了当时正在进行的（特别是在德国进行的）科学实验。在第一卷的开篇，伯恩斯坦讨论了光速，他显然对这个话题有浓厚的兴趣。事实上，在后面各卷他又多次谈到光速，比如第八卷中的11篇短文。从爱因斯坦后来用于提出相对论的思想实验来看，伯恩斯坦的书似乎对他产生过影响。例如，伯恩斯坦让读者想象自己坐在一列飞驰的火车上。如果有一发子弹射入车窗，它看起来应当是斜着飞出去的，因为在子弹从这扇车窗射入，再从另一扇车窗射出的过程中，火车已经前行了一段距离。类似地，既然地球在空间中运行，那么透过望远镜的光也必定是如此。伯恩斯坦说，令人吃惊的是，无论光源如何运动，实验结果都是一样的。他宣称：“既然事实证明，每一种光的速度都是精确相等的，那么可以说，光速定律是一切自然律中最普遍的定律。”这句话与爱因斯坦后来提出的著名结论有密切的关系，它似乎给年轻的爱因斯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另一卷中，伯恩斯坦让小读者们想象坐着电波去太空旅行。他热情赞颂了科学研究昭示的一个个振奋人心的奇迹，比如有这样一段话，颂扬的是人类成功预言了新的行星——天王星的位置：“伟哉，天文学！伟哉，它的成就者！伟哉，人的思想，你比人的眼睛看得更远更清！”
和后来的爱因斯坦一样，伯恩斯坦也渴望将自然界中所有的力都统一在一起。例如，他先是讨论了光等电磁现象如何可能被看作波，然后猜想引力或许也是如此。伯恩斯坦写道，我们的知觉所运用的一切概念背后都潜藏着一种统一性和简单性。科学真理在于发现理论来描述这种背后的实在。对于年少的爱因斯坦来说，这种观点无异于一种启示，帮助他建立起一种实在论的态度，他后来回忆说：“在我们之外有一个巨大的世界，它独立于我们人类而存在，在我们面前就像一个伟大而永恒的谜。”多年以后，在爱因斯坦初访纽约时，塔尔梅问他现在对伯恩斯坦的著作有何评价。“这是一套非常好的书，”他说，“它对我的整个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塔尔梅还送给爱因斯坦一本几何学教科书，帮助他在正式学习之前继续探索数学的奇迹。后来，爱因斯坦称之为“神圣的几何学小书”，谈起它时总是饱含敬畏：“这本书里有许多断言，比如三角形的三条高交于一点，它们本身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但却可以很可靠地加以证明，以至于任何怀疑似乎都不可能。”又过了些年，在牛津大学的一次讲演中，爱因斯坦指出：“如果欧几里得未能激起你少年时代的热情，那么你天生注定不是一个科学思想家。”每到星期四塔尔梅来的时候，爱因斯坦会高兴地给他看自己这周解决的问题。一开始塔尔梅还能帮助他，但后来很快就被这个学生超过了。“几个月的光景，他已经做完整本书了”塔尔梅回忆说，“于是他又去学更深的数学……很快，他的数学才能已经相当高，我再也赶不上他了。”
于是，这位惊讶的医科学生开始给爱因斯坦介绍哲学。“我向他推荐康德，”他回忆说，“那时他还是个13岁的孩子，但是连普通人都看不懂的康德的著作，他似乎都能理解。”康德一度成为爱因斯坦最喜爱的哲学家，其《纯粹理性批判》也促使他开始研读休谟、马赫的著作，思考可以获得哪些关于实在的知识。12岁那年，爱因斯坦很快就要行犹太受戒礼。由于接触到了科学、数学和哲学，他突然开始对宗教持反对态度。伯恩斯坦在其通俗科学著作中，已经将科学与宗教倾向达成了和解。正如他所说：“宗教倾向潜藏于人的一种模糊意识当中，认为包括人在内的整个世界绝非一场偶然的游戏，而是受规律支配的产物。万事万物都有一个根本的理由。”
爱因斯坦很久以后才会认同这种情感。但在当时，他毅然决然地从信仰中脱离出来。“由于阅读了通俗的科学书籍，我很快就深信不疑，《圣经》里有许多故事不可能是真实的。其结果就是一种真正狂热的自由思想，并且交织着这样一种印象：国家是故意用谎言来欺骗年轻人的。这种印象产生了决定性的后果。”
结果，爱因斯坦终生都远离宗教仪式。“爱因斯坦心中产生了一种对犹太教或任何传统宗教的惯例做法的厌恶，他不愿参加宗教仪式。此后，这种厌恶感再也没有离开过他。”他的朋友弗兰克后来说。不过，经过童年的那个宗教阶段，他对创造宇宙及其定律的上帝心智保持着一种深深的敬畏之情，它是那么和谐而美妙。
爱因斯坦对宗教教条的反抗深刻影响了他对流俗之见的一般看法。它培养了一种对一切形式的教条和权威的反感，这种情绪将会影响他的政治见解和科学工作。他后来说：“对任何一种权威的怀疑源于一种经验，一种对任何特定的社会环境所深信不疑的东西的怀疑态度。这种态度再也没有离开过我。”事实上，正是这种不墨守成规决定了他后来的科学道路和社会思考。
时过境迁，在爱因斯坦被视为天才之后，他这种执拗的性格获得了普遍的认同和欣赏。然而，当他还只是慕尼黑高级中学的一个莽撞无礼的学生时，别人可不买他的账。“他在学校里感到很不愉快。”妹妹玛雅说。他觉得那里的育人方式——机械式的练习，对质疑的不耐烦——令人反感。“这个学校里的军队习气，要使学生在早年就习惯于军队纪律的那种崇拜权威的系统训练，尤其令人不快。”在慕尼黑，虽然巴伐利亚精神在生活中的渗透还没有那么深，但那种对军队的普鲁士式的赞颂已经甚嚣尘上。许多孩子都喜欢假扮士兵玩。当军队伴着笛声和鼓点经过时，孩子们拥到街上，加入游行的队列，亦步亦趋地前进。爱因斯坦不是这样。他第一次看到这种表演就哭了起来。“我长大后可不愿意成为这样一个可怜人。”他告诉父母。正如他后来解释的：“一个人能够洋洋自得地随着军乐队在队列里行进，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我对他鄙夷不屑。他之所以长了一个大脑，只是出于误会。”他对任何种类的约束都有抵触情绪，这使他愈发厌恶在慕尼黑中学所受的教育。他抱怨说，那里机械式的教学“和普鲁士军队所用的方法颇有几分相像，它们都是通过反复执行无意义的命令而获得机械式的服从”。后来，他又把老师比作军队成员。“在我眼中，小学老师像在训练军士，中学老师像是陆军中尉。”他曾经问英国作家和科学家C.P.斯诺是否了解德语词Zwang，斯诺说，这个词意为“约束”“强制”“义务”“逼迫”。
斯诺问他怎么想起问这个。爱因斯坦回答说，在慕尼黑上学的时候，他第一次反抗了Zwang。从那以后，这件事一直帮助他决定自己的道路。怀疑论和对流俗之见的抗拒成了爱因斯坦人生的一个标志。他在1901年给朋友的信中说：“盲目地迷信权威是真理的最大敌人。”
在60年的科学生涯中，不论是起初领导量子革命还是后来抗拒它，这种态度都对爱因斯坦的工作产生了影响。“事实证明，他早年对权威的怀疑是极为重要的，这种怀疑从未离开过他”爱因斯坦后来的一位合作者班内什·霍夫曼这样说，“没有这种怀疑，他的思想就不可能如此独立，就不可能有足够的勇气去挑战业已确立的科学信念，从而给物理学带来革命。”
在学校里，这种对权威的蔑视使他受到了那些德国“陆军中尉，的冷遇。结果一位老师称，他的傲慢使他成为班里不受欢迎的人。当爱因斯坦回答自己并没有任何过错时，这位老师说：“这倒不假，可你坐在后排发笑，你在这里出现就是班级对我的不尊重。”
这种身心的不适渐渐使爱因斯坦愈发萎靡不振，甚至濒临精神崩溃。恰逢此时，家里的生意突然遭遇重创。在爱因斯坦上学的时候，父亲和叔叔的公司运营得还不错。1885年，它有200名员工。那年慕尼黑的啤酒节第一次用上电灯，就是爱因斯坦公司安装的。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们获得了为慕尼黑近郊的施瓦宾区（约有一万人）安装照明系统的合同，需要用内燃机驱动公司自行设计的两台发电机。叔叔雅各布在改进弧光灯、自动断路开关和电表等方面获得过六项专利。逐渐地，爱因斯坦公司感受到了来自西门子及其他新兴电气公司的挑战。为了融资，兄弟俩不得不将自己的房产抵押，并以10%的利息借了6万多马克，随即负债累累。1894年，爱因斯坦15岁了。在为慕尼黑市中心等地区安装照明系统的竞争中，爱因斯坦公司落败，破产已成定局。爱因斯坦的父母、妹妹和雅各布叔叔不得不迁居意大利北部（先是到了米兰，后来又转到附近的帕维亚），因为公司在意大利的代理商认为，那里更适合小公司发展。他们漂亮的住宅被一家承包商拆毁，为的是建造新的公寓楼。爱因斯坦则留宿在慕尼黑的一个远房亲戚家，以完成最后三年的学业。
1894年那个阴郁的秋天，爱因斯坦到底是被迫离开了还是主动离开了卢伊特波尔德高级中学，目前尚不清楚。多年以后，他记起那位说过“你在这里出现就是班级对我的不尊重”的老师还“表达了让我离开学校的愿望”。他的家人曾在一本书中说，这是他自己的决定。“阿尔伯特决意离开慕尼黑的想法越来越强烈，于是，他制订了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中的一项内容就是，找一个医生（塔尔梅的哥哥）写封信，证明自己神经极度疲劳，以此为离校做辩护。1894年圣诞节，他离开了学校，再也没有回来过。他乘火车穿过阿尔卑斯山来到了意大利，告诉“大惊失色的”父母他再也不回德国了。他保证自己会通过自学，来年秋天报考苏黎世的一所学。他决意离开德国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如果他在那里待到17岁，就必须参军。他的妹妹说：“他对此惊恐万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