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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百个科技新第一”见证改革开放30年(组图)

从第一家科技民营企业成立到第一支科技股上市,从第一次成功培育出超级稻到第一次实现载人航天梦想……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科技发展实现了许多“零的突破”。本报选取我国改革开放后取得的100个“科技新第一”,来见证30年的发展与跨越。通过亲历者讲述“第一”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记录我国科技发展的艰辛与辉煌。这些“第一”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显示了我国原始创新能力正在逐步增强,同时引领着我国未来科技的发展方向。


  第一台类人型机器人


    2000年11月29日,由我国独立研制的第一台具有人类外观特征、可以模拟人类行走与基本操作功能的类人型机器人,在长沙国防科技大学首次亮相。类人型机器人问世,标志着我国机器人技术已跻身国际先进行列。


     这台定名为“先行者”的类人型机器人,高1.4米,重20公斤,不但具有类人一样的头部、眼睛、脖颈、身躯、双臂与两足,而且具备了一定的语言功能。与国防科技大学1990年研制的我国首台两足步行机器人相比,这台类人型机器人实现了多项关键性技术的突破:从只能平地静态步行,到快速自如的动态行走;从只能在已知环境中行走,到可在小偏差、不确定的环境中行走;行走频率也由每6秒1步,提高到每秒2步。


    类人型机器人具有广泛的应用领域,不仅可以在有辐射、有粉尘、有毒等环境中代替人们作业,而且可以在康复医学上形成一种动力型假肢,协助截瘫病人实现行走的梦想。

  第一个互联网交换中心


    2000年3月30日,中国第一个互联网交换中心在北京开通。


    2000年之前,中国计算机互联网事业迅速发展,已批准建设5个经营性的互联网络以及4个非经营性的互联网络,其中5家已开始对外服务。虽然几大网络间自1997年底已初步实现互联互通,并陆续进行了互通带宽扩容,但是由于用户、信息、网站和应用的激增,几大互联网络间互通带宽越来越不适应业务量的增长,造成用户网间互访困难,给上网用户带来了极大不便。


    中国第一个互联网交换中心的开通使中国主要互联网网间互通带宽由原来的不足10兆比特每秒提高到100兆比特每秒,这意味着制约网络速度的重要“瓶颈”之一———跨网间访问速度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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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


    “北斗”系统的建立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北斗”的双星定位原理也是由我国专家首次在世界上提出,而北斗星通提出的北斗一号信息服务系统则第一次打通了“北斗”民用的通道。


    2000年秋,某个周末。半个小时里,周儒欣的邻居们看到,他正若有所思地在院儿里踱来踱去,手里香烟不知不觉中续了几根。他一直在为即将要拨出的一通电话整理思路,因为这次对话将关系到我国卫星定位导航系统能否打开民用通道。


    日渐清晰的未知数

    2000年10月31日,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导航定位卫星“北斗导航试验卫星”发射成功。但就在这之前的一个月,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是否会对民用开放仍是个未知数。

    当年9月,北斗星通卫星导航技术有限公司成立,周儒欣携手下二十几人,通过深入论证,再加仔细分析北斗系统后,提出了北斗一号信息服务系统,为原本由军队主导的封闭系统找到了民用出口。

    早在1997年去美国考察时,周儒欣看到美国高通公司的OmniTRACS系统,租用两颗卫星的部分转化器,为长途客车与沿海渔船提供卫星定位和传讯服务,并创造了巨大经济效益。回国后的周儒欣开始关注北斗一号。“按照设计规划,北斗一号卫星的能力是美国卫星的八倍,如果利用起来……”但是,那时周儒欣对“北斗”的民用构想仍十分模糊。

    1983年,在我国第一颗同步卫星即将发射升空前的一天,国家863计划创始人、著名航天测量控制专家陈芳允院士,对同步卫星总师办公室的刘志逵说,能否考虑充分发挥同步卫星的作用,使其为国防和国民经济服务。用两颗卫星定位,以已知的地球半径数据和高程测量两颗卫星与目标间的距离进行定位,再传到指挥部,这在原理上是可行的。1984年,当刘志逵拿着这一计算结果汇报时,陈芳允院士一脸微笑。

    1986年初,该项目以双星快速定位通信系统为名获立项批准。1989年9月,科研人员进行了第一次定位演示。1994年1月,工程立项并根据赵耀升(现任北斗星通总经理)提议,正式命名为“北斗”卫星定位导航系统。

    周儒欣说:“中国的卫星导航应用近年来发展迅速,但是绝大多数应用都是建立在美国的GPS之上。如果一旦发生战争,美国关闭应用,后果不堪设想。作为中国这样的大国,必须要有自主的卫星导航系统。”

    而中国导航系统的应用,也必将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1999年,适逢军企转制的周儒欣成立北斗星通,致力于日渐清晰的“北斗”的民用推广。

  反复斟酌的电话

    “北斗主管部门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但是具体能不能做,由谁来做还需要更高层领导的决策。”周儒欣心里明白,若不做好准备,机会则可能旁落。充满忐忑的周儒欣想起了一个人,自己的老领导———原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叶正大。

    “叶老人特别好,对我国军工科技的发展倍加关注,可是非常有原则,如果他不帮这个忙怎么办?我该怎样说服他?”南开大学数学系毕业的周儒欣,为梳理这些问题用了整整两周。果然,叶正大的回答在周儒欣意料之中。“我都退休了,跟人家说合适吗?你又当过我的秘书,这不是‘走后门’吗?”叶正大问道。

    周儒欣认真地答道:“这件事情,我不是从个人角度出发,而是作为一个有理想的年轻人,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考虑。美国GPS开放民用后,全世界都在帮着找问题,GPS也因此不断受益完善。反观俄罗斯,格罗纳斯系统的开放程度不高,再加上当时其经济形势不好,系统没人使用,导致军方也不好使用。开放才会有生命力,所以中国的北斗必须开放民用。通过北斗一号信息服务系统的立项建设,就可以把促成北斗开放民用的通道建立起来。”

    为周儒欣的诚意所动,叶正大毫不避讳,将此事转达给了当时主管卫星应用的相关领导。

    一个周末,叶正大来电说负责北斗的主管领导周一要听他的汇报,因工作马上要出国的周儒欣立刻决定先打个电话。可在电话中如何表达?这通电话很可能就决定着自己的计划是否可行,踌躇满志的周儒欣便下楼在院子里开始思量怎样开口。于是便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通道,就此打通

    结果,周儒欣与北斗主管领导畅谈了四十分钟,“北斗的民用开放后对军用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对系统的发展有诸多好处,特别是将来很有可能建立更大系统,探索一些新的应用模式,为未来更大系统的建设提供一些经验……”周儒欣在电话里为北斗勾勒出一幅生机勃勃的画卷。不久,又当面向北斗主管部门进行了更全面的汇报。

    现在,身为上市公司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周儒欣说:“虽然在后来落实过程中我们还碰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但这件事情是有开创意义的,此事的落地使得北斗对民用的开放成为可能。”

    我国的北斗卫星定位导航系统,应用起来有三大特点:快速定位、短报文通信、精密授时。在我国陆地、海洋、空中和空间的各类军事和民用可提供多种业务保障,如陆上的大地测量、地震预报、各种车辆的运输调度、森林防火、地质勘探和国土的开发、航海/空的安全航行和交通管制、空间飞行器的定位和测控,以及授时、移动通信、搜索救援等。

    2004年上半年有关部门出台了相关的实施细则后,北斗星通就拿到了北斗民用服务的第一块牌照———“北斗一号”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分理服务资质认证。

    作为第一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卫星导航系统,“北斗”系统的建立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北斗”的双星定位原理也是由我国专家首次在世界上提出,而北斗星通提出的北斗一号信息服务系统则第一次打通了“北斗”民用的通道。

    2007年11月21日至12月1日,强台风“海贝思”和“米娜”袭击南沙,南沙渔船陆地监控中心凭借北斗信息服务系统的预警功能,及时发布台风警报信息,指挥渔船紧急撤离台风海域,组织开展海上搜救和自救互救,确保了100余艘渔船、800多名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减少直接经济损失2亿多元。“北斗”被广大渔民称为海洋渔船的“保护神”。

    在2008年的抗击冰雪战役与汶川大地震的救助过程中,北斗综合信息应用服务平台也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据称,由5颗静止轨道卫星和30颗非静止轨道卫星组成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将是北斗系统的“明天”,而“这一天”的脚步已越来越近。

    ■延伸阅读

    我在哪里你在哪里

    海洋渔业是北斗导航系统应用最为成熟的领域之一。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南沙渔船船位监测系统”能够做到“我在哪里”和“你在哪里”,这两点非常适用于海洋渔业。“我在哪里”是指渔民可以通过船载设备实现自主定位;“你在哪里”是指岸上的人可以通过卫星知道渔船在哪里。

    “南沙渔船船位监测系统”发挥了北斗系统的独特优势,综合集成移动通信、地理信息、电子商务等高新技术,构建了一个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主要由网络化运营服务中心、岸基监控台站、船载用户终端三大部分构成,不仅为捕捞渔船提供导航、航海通告、遇险求救、海况、渔汛等增值信息服务,而且为渔业管理部门提供船位监测、科学调度、紧急救援指挥等功能,还能为渔业经营者提供交易信息、物流运输等服务,特别是船位监测、船与船之间、船与岸之间、船与管理部门之间的双向通信融为一体。

    “南沙渔船船位监测系统”把渔船出海捕捞纳入了全程安全监控,从而可减少涉外纠纷、海损事故的数量,大大提高了海上救援的成功率,大幅度提升了海洋渔业的现代化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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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破译水稻遗传密码

    中国科学院、国家计委、科技部2001年联合宣布,我国科学家克服重重困难,率先在世界上完成了水稻基因组的“工作框架图”和数据库。专家认为,水稻遗传密码的破译,不仅是我国生命科学领域的又一重大突破,也是我国科学家为人类做出的一项重大贡献和基因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


    水稻是全球最重要的粮食作物,维系着世界上半数人口的生存,含有4.3亿多个碱基对的水稻基因组自然引起了广泛关注。日本1998年起主导实施了由11个国家和地区参与的水稻基因组计划,而美国和瑞士的公司也实施了相应的水稻基因组计划。


    作为水稻的发源地和世界上最大的水稻生产国,从去年5月起,我国科学家毅然加入竞争行列,独立开展水稻基因组研究。和目前国际上其他水稻基因组以日本粳稻为研究对象不一样,我国水稻基因组以袁隆平院士培育出的超级杂交稻为测序对象。

    承担并完成这一世界课题的是中国科学院基因组生物信息学中心,主要合作单位有中科院遗传所、国家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等。在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超级水稻基因组计划进展迅速。截至目前,科学家们已测定约22亿个碱基对的序列,序列和基因的覆盖率均达95%以上,90%的区域准确率达到99%,完全符合“工作框架图”的要求。

    更为可贵的是,全部数据即将在网上予以公布,向全世界免费公开。“我担心服务器可能堵塞,因为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可以来查阅。”项目负责人于军教授说。

    水稻基因组是迄今进行的植物基因组测序中最大的,约为人类基因组的七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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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成功培育出超级稻


    提起湖南,人们总会想到“鱼米之乡”的美誉。然而,人们还清楚地记得,1976年三系杂交水稻推广前,具有同样地理气候优势的湖南,水稻亩产仅仅300公斤;30年后,亩产800公斤的超级稻,已遍布三湘四水……


    2008年10月,超级杂交稻在示范区跃上亩产900公斤大关,“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笑的格外灿烂。


    说起杂交稻的演变过程,袁隆平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三系法像包办婚姻,两系法像自由恋爱,超级稻有点儿像独身主义”。

    然而,从“三系法”到“两系法”再到“超级稻”,从亩产400公斤到600公斤再到900公斤,这位貌似农民而内心却燃烧着如火激情的科学家,探索的脚步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播下梦想

    1960年,袁隆平在湖南省安江农校当一名普通教师。

    这年盛夏,中国大地,正横卷着一场时达3年的饥馑。天灾人祸面前,学农出身,拿着工资、守着农业试验田的袁隆平,同样吃不饱肚子。

    说起研究杂交稻的初衷,袁隆平说:“上世纪60年代,我在湖南省安江农校当教师时,曾亲眼看见过5个饿殍,两人倒在桥下,两人倒在田里,一人倒在路旁。我当时梦见我们种的水稻,长得跟高粱一样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花生米那么大,我和助手们就坐在稻穗下面乘凉……”

    饥饿让袁隆平对水稻充满了遐想,但是教过遗传育种、作物栽培的袁隆平,深知按照传统经典理论,水稻没有杂交优势,因为它是自花授粉作物,一株水稻只要一开花,雄花自然就会给同株上同时开放的雌蕊柱头授粉。

    难道,水稻真的不能杂交?

    冲出“无性”

    偶然的发现挑战传统的经典理论。1960年7月,在安江农校实习农场早稻试验田里,袁隆平偶然发现一株水稻植株与众不同。怀着好奇的心理,第二年春天,他把收获的这株植株的种子播到试验田里。结果证明,上年发现的那棵“鹤立鸡群”的稻株,是地地道道的“天然杂交稻”。袁隆平欣喜若狂,既然自然界存在“天然杂交稻”,那说明水稻和其他异花授粉作物一样,也具有杂种优势!袁隆平当即决定跳出“无性杂交”学说的束缚,着手进行水稻有性杂交试验。

    想起年轻时的那股干劲,时至今日,袁隆平仍然感慨不已。

    然而,要找到“天然雄性不育株”却非易事。在水稻开花季节里,他和助手们每天头顶烈日,脚踩烂泥,低头弯腰,在稻田里寻寻觅觅。1964年7月,袁隆平和助手终于在稻田里惊喜地寻找到了6株天然雄性不育植株。然而,从1964年发现“天然雄性不育株”算起,袁隆平和助手们整整花了6年时间,先后用1000多个品种,做了3000多个杂交组合后,仍然没有培育出不育株率和不育度都达到100%%的不育系。

    难道是技术路线有问题?或是根本就不可能达到?猛地,他心里一亮:如果跳出常规稻的小圈子,重新选用亲本材料,利用远缘的野生稻与常规稻杂交,那结果又将如何呢?

    攻克“三系”

    1970年11月23日,袁隆平和助手在海南的普通野生稻群落中,找到一株雄花败育株,发现其对野败不育株有保持能力。袁隆平如获至宝,因为这对培育水稻不育系和随后的三系配套来说,无疑找到了突破口。

    1972年,袁隆平与同事们一起率先育成我国第一个实用水稻雄性不育系及保持系“二九南1号”;1973年,协作组通过测交找到水稻雄性不育恢复系,至此,三系配套难关全部攻克,一举奠定杂交稻从理论到现实的基础。

    随着杂交水稻“优势关”“制种关”的相继攻克,袁隆平培育杂交水稻的梦想离现实愈来愈近:1974年育成第一个强优势组合“南优2号”;1975年研究出一整套生产杂交种子的制种技术;1976年开始,三系杂交稻开始在全国大面积推广,比常规稻平均每亩增产20%%左右。

    袁隆平和他的杂交水稻震惊了全世界。

  夺取“两系”

    三系杂交水稻的成功,举世欢呼。袁隆平没有骄傲,更没有止步,他感到三系法虽然大幅度增产,但也存在着配组不自由、种子生产环节多、复杂等不足,他决心开展新的攻关,提出了育种方法从三系向两系再向一系迈进的战略设想。1987年,两系法研究被列为国家863计划项目,袁隆平出任责任专家,领导全国16个单位开展协作攻关。

    任何研究的突破,总是一波三折,两系法的研究同样如此。1989年夏,气温遭遇了历史上不同寻常的连续低温,这对两系法在田间的实验,是一个致命打击,因为两系法杂交水稻对温度特敏感。此时,袁隆平沉着冷静,查找资料,分析问题,仔细思考,终于拨开云雾,提出了解决办法。1995年,两系法杂交水稻大面积生产应用,到2000年全国累计推广面积达5000万亩,平均产量比三系增长5%%-10%%,续写了“东方魔稻”的新篇章。

    拿下“超级稻”

    当全国农业界还在为两系法兴奋不已之时,袁隆平又提出了更高的奋斗目标———研究超级杂交稻,这是水稻育种的“第三次革命”。1996年,我国启动了“中国超级稻研究计划”。

    为全面开展超级杂交稻研究,在分子层面探索超级稻秘密,2000年5月,科学家宣布,中国超级杂交水稻基因组计划启动。2002年4月4日,中国科学院和美国《科学》杂志在京联合举行通报会宣布,中国科学家独立自主成功绘制出水稻基因组图谱。“水稻图谱的绘制,是所有参与者通力协作、尽力拼搏、呕心沥血的结晶。”现在说起“水稻图谱的成功绘制”,作为超级杂交稻基因组计划的“领军人物”,华大基因研究中心主任杨焕明仍然强调这一点。

    经过5年攻关,2000年,超级杂交稻达到农业部制定的第一期目标,实现百亩示范片亩产700公斤以上;2004年,实现百亩示范片亩产800公斤的第二期目标;百亩示范片亩产900公斤的第三期目标也将在2010年提前实现。

    今天,中国杂交水稻走出国门,正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缺粮问题发挥作用。至今,已有东南亚、南亚、南美、非洲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研究或引种,种植面积达150万公顷,增产效益十分显著,被世界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

    袁隆平不仅时刻守望着国人的“饭碗”,世界人民的“饭碗”也装进了袁隆平的心中。

    掂着沉甸甸的稻穗,细说着水稻从三系到两系再到超级稻的蝉变,袁隆平坦言,改革开放30年,是杂交水稻在中国乃至世界最快速发展的时期。

    改革开放30年,不仅是杂交水稻发展的最快时期,也是我国农业科技自主创新、成就斐然的时期。矮败小麦技术体系突破育种“瓶颈”,转基因抗虫三系杂交棉取得重大突破,杂交大豆研究取得重大进展,遥感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作用……科技创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保障了我国的粮食安全,必将在中华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延伸阅读

    两次挫折

    成功与失败总是相伴的,袁隆平也不例外。正当不育材料秧苗研究搞得如火如荼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给袁隆平心爱的水稻雄性不育试验“当头一棒”:几年积累下来的700多株珍贵不育材料秧苗,一夜之间被人全部拔除毁坏。

    时隔30多年后,袁隆平仍清楚地记得那一天。

    很多人认为,这下袁隆平该死心了。令人意料不到的是,在泥田里呆坐了许久后,袁隆平想通了:重新再来。

    1973年,袁隆平开始进行杂交水稻大田生产试验。看着试验田比周围水稻植株高出一大截,袁隆平心里格外高兴,似乎看到了杂交稻增产的绝对优势。然而,1个月过后,他的算盘再次落空了,试验田水稻“只长草,不结谷”。一些同行送来了冷嘲热讽:“可惜人不吃草,要是人吃草,杂交水稻的优势就太可观了!”

    面对这种质疑,袁隆平显现出从未有过的自信。他不厌其烦地给出科学解释:“从表面上看,试验是失败了,但从本质上看,试验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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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颗微小卫星


    2000年6月28日下午6时37分,一颗名叫“航天清华一号”的微小卫星顺利升空并进入7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29日凌晨,当卫星首次飞越北京时,清华大学卫星地面站成功地实现对卫星的信号捕获,又顺利地进行软件上载。7月3日,地面站收到遥感图像数据。标志着卫星姿态控制系统、光学遥感和无线电通讯系统工作状况良好。它的发射成功,标志着中国在微小卫星研制方面迈出重要一步,体现了大学发挥学科综合优势,参与航天科技发展的广阔前途。


    “航天清华一号”的身体是那样娇小,只有0.07立方米的体积,50千克的体重,是中国航天机电集团公司、清华大学与英国萨瑞大学联合研制的,除了重量轻、体积小,它还具备研制周期短(约1年)、成本低、功能密度高的特点,体现了微小型航天器技术向“更快、更好、更省”发展的趋势。


    国家航天局表示国家鼓励大专院校、科研机构、企业在国家航天政策指导下,在航天行业的集中统一管理下发展各自优势,积极参与中国航天活动。中国航天机电集团公司、清华大学企业集团和清华同方股份公司共同出资组建了我国第一家专门从事微小卫星研制和技术开发的“航天清华卫星技术有限公司”。

  第一家网上银行


    1999年9月,招商银行率先在国内全面启动“一网通”网上银行服务,建立了由网上企业银行、网上个人银行、网上支付、网上证券及网上商城为核心的网络银行服务体系,并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首家开展网上个人银行业务,成为国内首先实现全国联通“网上银行”的商业银行。



    第一辆自主概念车


    1999年6月,第一辆由中国人设计、开发的概念车麒麟诞生。


    这是由中国工程师采用最新技术,在国内研制,特别为中国市场设计的整车。这一概念车型从最初对5个城市的客户的意见抽样汇总,并汇集国内各地群众对汽车需求的意见后,进行图纸设计、计算机辅助设计、制作黏土模型,项目历时1年零4个月。该车具有车内空间宽敞,后备箱大;满足不同驾驶者需求;结构设计简单,降低保养费用,适应客户对象的购买力;底盘很高,适合于农村道路等特点。


    第一次网络高招

    1999年8月,在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6个省、市的200余所高校使用“全国高校招生系统”在CERNET上进行第一次网络招生获得成功。


    第一台千亿次高性能计算机


    2000年7月25日,继美国、日本之后,中国成为第三个具备研制高性能计算机能力的国家。由中国自主研发的峰值运算速度达到每秒3840亿浮点结果的高性能计算机神威I,正式投入商业运营。


    据悉,该系统在当今全世界已投入商业运行的前500位高性能计算机中排名第48位。


    这个被命名为神威I计算机系统的可缩放大规模并行计算机系统,主要技术指标和性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是中国在巨型计算机研制和应用领域取得的重大科研成果,并打破了西方某些国家在高性能计算机领域对中国的限制。

  第一次合成超重新核素

    2001年11月23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的科研人员在新核素合成和研究方面取得了新的重要突破:首次合成了超重新核素259Db,使我国的新核素合成和研究跨入了超重核区的大门;首次在国际学术刊物上确认了β-缓发裂变先驱核230Ac,率先登上了核科学家梦寐以求的缓发裂变岛。这两项成果已得到国际同行专家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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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根百米高温超导带材

    与国际科研热点相比之下,落后的科研硬件设施、微薄的工资显得苍白无力。我国超导科研领域智力外流非常普遍。有研总院的超导人不得不面对与国外工程实验室数十倍经费差距的残酷现实。    


    能玩转“超导”的,在学术界和工业界恐怕都会成为响当当的人物。而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有一位科研人员告诉记者说,他们那里有一支研发超导材料的国家队。

    研发超导材料,可以说是对高温超导输电、磁悬浮列车等世界新兴工业领域的技术积淀。20年来,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的这支国家队长期活跃在国内外超导科研的大舞台上。上个世纪90年代,他们积淀10年,于2000年底“淬炼”出我国第一根百米长铋系高温超导带材。

    在有研院很多科研人员看来,植根在老一辈超导材料专家中,那种热爱科学、吃苦耐劳的科研精神,自由、开放的学术思想,是催生科技第一的内生动力。

  高温超导课题组有本难念的经

    1988年底,一部很不起眼的中篇小说发表在由巴金先生主编的《收获》杂志上,小说名为《超导》。作者是钟道新。2000年初,根据钟道新小说改编,由王志文等领衔主演的同名电影《超导》公映。

    剧中著名物理学家林亚眠教授领导着青年物理学家贝小知、熊无忌等人组成了“低温俱乐部”,克服经费不足等重重困难,开始向超导课题发起猛烈进攻。与此同时,国外几个最优秀的,装备、经费最充足的科学家群体也正向这一尖端科学堡垒发起最后的攻坚……

    事实正是如此。

    在上个世纪的最后20年里,有研总院的一帮超导人一直面对的是与国外工程实验室数十倍经费差距的残酷现实。

    不仅如此,据当年高温超导课题组里的年轻人介绍,由于当时国内尚不发达的工业制造水平所限,高温超导带材课题组完全从零起步。

    有研总院的超导人有一本难念的经:没有可供借鉴和参考的成熟资料,没有带材扎机的技术方案,没有大型专用热处理设备。在国外同行看来,这些最基本的技术和设备都不具备就搞超导,不可想象!

    20世纪80年代是超导科学探索富有成果的10年。到了90年代,由于微电子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超导关键技术获得快速突破变为可能。一场激烈的超导竞赛业已拉开帷幕……

    时过境迁。老一辈的著名材料科学家,如今已是鬓发花白、年过古稀,不再在有研院任职。曾经一马当先、挑战高温超导带材极限,当年有研院的中青年专家,业已离开了超导材料研究中心。

    “有研总院的超导研究能一路走过来,离不开老一辈专家。”有研院的科研人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那个科研硬件条件不尽人意,生活环境艰苦的时期,老一辈专家的精神和学术引导,对实验室里青年人的积极影响及所创造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没有什么能拖住超导国家队的后腿

    1987年,美国休斯顿大学物理学家朱经武带领的小组和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赵忠贤院士领导的小组先后研制成临界温度约为90K的超导材料YBCO(钇铋铜氧)。此举燃起全球科学界对超导工业应用的渴望。

    一阵超导热开始席卷全球。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审时度势,抽调麾下分散在材料、化工、电子等多家科研单位40余名优秀科研人员,迅速组建超导材料研究中心,盯住具有巨大工业应用潜力的高温超导研究。很短的时间里,有研院就拉好了架势,在带材、块材、粉材等全部材料领域全面推进。

    据不完全统计,“八五”“九五”期间,我国对超导研究的投入在两三千万人民币。而据记者了解,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对超导科研的投入远远高于这个数量级。

    上个世纪90年代,超导材料研究中心被公派出国后回国的青年科研骨干只有一位,当年超导材料中心博士的工资水平,往多了说每月不到400元人民币。这与在国外的大型超导工程实验室工作的收入悬殊之大可见一斑。

    与国际科研热点相比之下,落后的科研硬件设施、微薄的工资显得苍白无力。我国超导科研领域智力外流现象普遍存在。一位有研院科研人员对记者坦言:百米超导带材攻关10年间,超导中心大量科研人才流向海外,屈指算来,干到2000年的不足一成。

    然而,事实证明,没有什么能拖住北京有研总院超导国家队的后腿。

    老专家们说过的话依旧让有研院的年轻人记忆犹新:“为什么有些领域能够坚持到现在?搞得还挺好!学生无论本领多高,只能称之为高材生。学生走了,只要这些老师还在,这个领域就不会颠覆。”

  迈出实验室:洞察工业市场动向

    紧跟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完成了一个又一个漂亮的大跨步:90年代末,旗下优质资产证券化,股票首发上市流通,“变身”有研硅谷公司;2000年1月26日,有色金属研究院又率先在原经贸委10个国家局管理的242家院所中第一个完成企业登记注册,领回了工商执照。

    有研硅股(600206)今年8月30日披露,公司控股股东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已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22.724万股……

    原来的工业科研院所正准备在市场环境中大显身手。

    种种迹象表明,专制后,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洞察工业产品市场动向的嗅觉更加灵敏。据记者了解,在刚刚研制成功百米铋系高温超导带材后不到一年,超导材料中心就开始转向更具工业价值的第二代高温超导材料———钇系高温超导带材的开发。

    目前,有研院已准备和有关部门合作,组建超导前沿技术实验室。实验室将引进超导领域国际顶尖的学术带头人,负责开发更具工业应用前景的钇系高温超导材料。据记者了解,一位当下就职于美国知名公司的华裔超导课题组负责人已准备应邀回国工作5年,他开出5年的薪金总额是800万元人民币。

    从重大标志性成果———第一根百米长铋系高温超导带材到第二代超导带材,从智力外流到人才引进,有研总院的超导人念着一本将科研推向工业化生产的超导经。迈出实验室是何等艰辛:当年超导课题组为得到一个准确的工艺参数连续测试几个月是常有的事。“别人做一百次试验能成的,我们恐怕要做一千次试验。当时装备不行,控制精度成问题。”有研院的一位科研人员回忆说。

    没有带材扎机的技术方案,高温超课题组就邀请有研总院加工领域的专家帮助反复研讨论证。

    没有大型专用热处理设备,院里也没有合适人选,课题组就在外面聘请热处理炉设计制造专家和他们联合研发,并最终制造出了大型专用热处理设备。

    ■延伸阅读

    1000米的高温超导线材出炉

    2001年12月1日,三条各长1000米的高温超导线材的出炉,标志着我国超导产业化有了重大突破。

    清华大学于2000年投资1000万元,建立了应用超导研究中心,在中心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韩征和博士的领导下,用不到一年的时间研制成功了340米的高温超导线材。此次建成的高温超导线材生产线具有年产200公里的生产能力;所生产的高温超导线材单线工程电流密度大于6000安培/平方厘米。

    高温超导材料的通电能力是普通铜材料的100倍以上,具有制成器件体积小、输电损耗小、重量轻、效率高等特点。它正被广泛地用于研制开发新一代超导变压器、超导电缆、超导电机、超导磁分离装置、超导磁悬浮列车以及核磁共振人体成像仪等超导应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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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主战机


    飞豹(歼轰-7)飞机是由中航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一飞院)研制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重点型号飞机。它是目前我国载弹能力最强、航程最远、作战半径最大的歼击轰炸机,可挂载多种精确制导武器和非制导武器,可实施敌防区外远程精确打击。1999年,“中国飞豹”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飞豹的研制成功,标志着我国拥有了一型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具备空中立体精确打击能力的主战机种。


    飞豹飞机以其优良的性能,已成为我军目前战机中外挂武器最多、火力最强的攻击力量,极大地提升了我军航空武器的威慑力和战斗力,也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制新型歼击轰炸机的能力实现了又一次新的跨越。

    飞豹创造了我国飞机研制史上许多新的纪录:开创了我国全机数字化设计的先河,设计出我国航空史上第一架全机数字样机,此举标志着我国飞机设计手段的革命和与国际先进水平全面接轨。首次在国内实现全机电子样机协调和预装配,实现了飞机研制从设计到生产的无纸化模式,大大缩短了研制周期,提高了设计生产精度,降低了研制成本。

    1999 第一支科技股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科研机构转制,标志着我国科研机构运行机制开始了根本性转变,它将有利于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科技与经济密切结合的道路,以此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和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步伐。


    1999年3月19日,由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作为独家发起人的有研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6500万股社会公众股挂牌交易,发行价为每股8.54元,上市开盘价即19.88元,当天即上冲至22.68元,并报收于22.35元。在大盘大幅下挫的当时,“有研硅股”表现出了稳健走势,起到了稳定大盘和人心的作用。


    “有研硅股”是1999年全国发行的第一支股票,而它被载入史册的理由是我国大型科研院所独家发起上市的第一支股票。

    十年加速发展

    3月份的天气刚开始回暖,但有研全院上下的“温度”更高。“全院上下,热情很高。”一位有研总院的工作人员回忆道,在当时这是天大的事,因为大家看到院里有了一个大发展的好机会。

    集成电路及硅材料被称为“吞金”产业,具有高速度、高起点、高资金投入以及高回报的特点,作为当时国内唯一能生产大直径硅单晶和抛光片的单位,有研总院已经建成了一条高水平生产线,但生产规模却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

    当时有研硅材料的技术水平在国内领先,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地位,但这是一项“高技术、高资金”门槛的产业,尽管有研有了一定的市场,但是规模做得不大,这是由有研总院的资金实力决定的。

    转制上市后有研硅股使用募集资金进行扩大生产,形成了更大的规模和效益。单晶炉从几台到几十台;从只能生产4到6英寸抛光片,到目前8英寸抛光片生产规模达6000万平方英寸。

    上市近十年来,有研硅股完成了从单一研究向产学研相结合实体的转变:销售收入从最初的3000万元增长到2007年的7亿元,员工人数从130人增长到650人,开发出多领域、多品种的半导体材料系列,承担了“九五”“十五”多项硅材料重大课题。

    分体上市成模式

    细心的人会发现,与钢铁研究总院等院所的整体上市不同,有研总院走的是“部分上市”的路线,这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有研硅股的前身是半导体硅材料研究室,有研总院内称“401室”。有研总院当初也考虑过全院上市,但因为有色金属设计的领域广、涉及的材料种类多、研究领域多,有研的领导认为,只有把最突出的主营业务拿出来,才能吸引股民更多的注意力。

    事实证明,有研总院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有研总院通过有研硅股的上市很好地完成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任务。1999年有研硅股上市时,有研总院投入公司的净资产8000多万元,除去已获得的2880万元分红,目前持有股份市值6亿元,同时有研硅股净利润指标近几年也呈快速增长趋势,2007年净利润为6000万元。

    组建了有研硅股这样的实体上市后,有研总院又先后组建了有研稀土、有研亿金等新高科技实体。募集来资金为一个领域带来高速发展,有研正是在看到这种模式后,逐渐明确了思路。目前有研控股的公司有8家,这些公司资产占院里70%%,每年创造的价值也占全院利润70%%以上。

    这就是“401”对其他研究室的促进作用,作为产业化的主力,这些公司并没有放弃研究,反而更专注于产品升级换代开发。

  半年就上市

    1999年,中央提出全面优化科技力量布局和科技资源配置,形成有利于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和机制。国家决定对10个国家局所属的242个科研机构实施管理体制改革,这一举措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并得到各界人士的认可。

    然而在科技体制改革的第一页被掀开时,社会上的声音却不是这样。以前“吃皇粮”是吃不饱,也饿不死,但真正面临转制成企业时,甚至会有人问这不是“邪门歪道”吗?

    其实,有研总院的科技体制改革之路始于1985年。从1952年到1985年,有研总院的一切花费均由国家承担。1985年,国家开始推行科技体制改革,作为第一批试点单位,有研总院的事业费逐年减少,到1990年减拨到1985年基数的30%。

    1999年之前,在经历阵痛与苦涩的过程中,有研人明白了改革的意义,更明白了自身的使命,一系列高科技研究成果在这一过程中相继面世。

    转制之后,上至领导班子下到老百姓都在想,怎么朝真正的企业发展?怎么找出路?怎样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加速高科技产业化进程?怎样才能打破科研旧体制,进一步深化院所改革?

    这时有消息透露,国家为支持院所转制定了一些上市名额。有研院所领导,当即展开准备工作,生怕错过这次机会。由于这一工作也得到了有色金属工业局、科技部、发改委以及证监会的支持,所以从开始准备到上市不到半年。

    充分释放“第一生产力”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后,有专家认为,科研院所与资本市场对接,是中国高科技产业滚动发展、不断壮大的必由之路。大型科研院所走进资本市场,中国的高科技产业群将形成,这是中国未来经济最可靠、最有潜力的增长点。

    有研总院进入资本市场说明证券市场开始真正注重知识经济了。这将会使中国证券市场的内在价值得到提高,有利于改善产业结构。科研院所步入资本市场是科技体制改革的重大深化,将有效地解决长期以来我国科研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使科研从实验室真正地步入大市场,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增量动力。

    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经过30年不平凡的历程,目前已经形成了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和科技中介机构等各具优势和特色的创新主体,科技系统结构布局得到重大调整。2006年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的68.3%%,企业研发人员占研发人员总量的65.8%%,2007年中央级转制院所总收入突破1000亿元,全国技术市场成交总额2226亿元。

    借助资本市场,实现科技腾飞,已成为转制科研院所的发展精要。打破旧有体制,使科技这个“第一生产力”得以充分释放。

  ■延伸阅读

    纽约证券交易所里的中国收藏

    1984年11月14日,经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批准,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正式设立,并向社会公众及职工发行股票。总股本1万股,每股面值50元,共筹集50万元股金。

    至今,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精致华美的橱窗内,陈列着记载世界各地资本市场发展进程的各种标志性物品,其中就有一张制作精美的中国股票———飞乐音响股票。1986年11月,邓小平将这张股票赠送给当时的美国纽约交易所总裁约翰?凡尔霖,以此向世人昭示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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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克隆神经性耳聋疾病基因

    1998年,我国在国际上首次克隆神经性耳聋疾病基因。湖南医科大学中国医学遗传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成功克隆了以高频性听力下降为主要特征的神经性耳聋疾病基因,并在国际学术权威杂志NatureGenetics上公布。耳聋是人群中发病率最高的疾患之一。据统计,约有1%的青年出现听力障碍,到60岁发病率增加到10%,在75岁以上的人群中发病率高达50%。严重早发型耳聋约有50%与遗传缺陷相关。整个人类耳聋基因有40多个,现已被克隆的只有5个。


    专家介绍,这一克隆成功具有巨大的科研和开发价值。其成果在临床上用以开展产前诊断,防止神经性耳聋向下代传递,开发基因药物,进行基因治疗等,均具有广泛应用前景。此成果即将应用于门诊。


    克隆成功的以高频性听力下降为主要特征的神经性耳聋基因,已申办了国际专利保护。

    第一口大陆科探井


    位于江苏省东海县境内的中国第一口大陆科探井于2001年8月4日上午隆重开钻。几代科学家想在中国境内打一口科探井的夙愿终于得以实现。


    科学钻探是为地学研究目的而实施的钻探,它是通过钻孔获取岩心、岩屑、岩层中的流体(气体和液体)以及进行地球物理测井和在钻孔中安装仪器进行长期观测,来获取地下岩层中的各种地学信息,进行地学研究。


    如今科学钻探工程的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开钻典礼拉开了这场继人类上天、入海之后,向地球内部开战的人类史上又一壮举的序幕。

  第一例成人神经干细胞自体移植手术


    一位40岁的女性患者被锐器刺入脑内深达10公分,造成了严重的颅内伤,病人不久出现了脑部双侧压抑受损的精神症状,出现了定向障碍,认知能力受到明显影响。这位女患者被送进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里。


    研究人员抽取出病人脑内的异物后,冲洗异物上附带的碎片脑组织,进行克隆、分离,在病人体外培养出病人的脑神经干细胞。


    2001年6月17日,神经外科医生采用核磁共振扫描导向的立体定向技术,在局部麻醉的情况下,为患者进行了创伤很小的神经干细胞移植。病人术后恢复平稳。

    这是世界上第一例成功完成的成人神经干细胞自体移植手术。这标志着在国际生物高科技革命的竞争中,我国的神经干细胞基础研究和应用已经跨入了脑修复再生医学的新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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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颁发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这是一项从一开始就引起举国关注的奖励,这是一项迄今为止以国家名义颁发的奖金额度最高的奖励。这项奖励让我们记住了那些最应该被记住但却常常被忘却的人,它还会让我们认识和了解更多这样的人……

    “没有想到,新世纪的第一个春天就是科技的春天。”2001年2月19日,第一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在万众瞩目中诞生。

    当国家主席亲自将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交到埋头苦干了一辈子的科学家手上时,相信很多中国人的视线,第一次长久地停留在了这些早已习惯低调的人身上。他们或许已白发苍苍,可他们仍然在思考世界最前沿、最尖端的问题;他们的表情或许淡然得让很多人意外,可胸中对于科研探索的热情却始终在熊熊燃烧……

  越是第一越是低调

    众所周知,袁隆平院士是中国研究杂交水稻的开拓者,世界上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第一人。西方世界将杂交稻称为“东方魔稻”。他的成果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且也被认为是解决下个世纪世界性饥饿问题的法宝。

    然而人们所不知道的是,当年袁隆平赴京领取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时,穿的还是一套过时的西装。“他就是这样,从不讲究。大家都劝他买一套好点的西装,好说歹说,他才花800元买了套打折的西装。这成了他每次出席重要会议的礼服。”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跟随袁隆平多年的唐俐回忆。

    吴文俊院士在拓扑学的示性类、示嵌类的研究方面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是拓扑学中的奠基性工作。国际拓扑学领域曾产生过几次影响深远的“地震”,其中一次即由吴文俊引起。多位菲尔兹奖获奖者,在自己成果为数不多的引用中都提到了他的方法。上个世纪70年代,年近60的吴文俊开始研究数学机械化问题,当前国际流行的主要符号计算软件都实现了吴文俊的算法。

    就是这样一位数学界的“战略科学家”,当时经中国科学院推荐准备参评时,“文字材料并不是很厚,可能比现在很多年轻人的材料都要薄。”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所所长,吴文俊的学生高小山感慨。

    得知自己获奖后,吴文俊院士依然很低调:“我个人领这个奖感觉到受之有愧,有很多人比我杰出,他们更应该获得这个奖。”他进一步说:“我们国家有很多成就突出的科技人员,有些人的科研成果影响大,超出了学科范围,甚至超出了科技本身;有些人的成就是世界性的,他们的成果大大增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对于他们来说,某些奖项不足以表达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对于他们成就的感激之情。对于这样的人,国家应当有一个综合的评定。所以,我理解国家最高科技奖有终身成就奖的意思。这与一些科技发达国家的奖项的设立也是接轨的。”

    袁隆平院士也说:“获奖令我深感荣幸,可我更为国家设立这个大奖的英明举动高兴!”

  设奖要少规格要高

    国家为什么要在上个世纪末进行科技奖励制度改革时,设立500万的国家最高奖呢?显然不仅仅是要制造“科学明星”。

    时任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副主任的刘燕美介绍说,我国在上世纪60年代设立了国家自然科学奖、发明奖,80年代设立了国家科技进步奖,90年代又设立了国际科技合作奖。国家科技奖励为促进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为科技进步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作出了很大贡献。

    “1986年第一次颁发科技进步奖时,当年奖励的项目达1761项,以后每年也有七八百项左右。”国家科技奖励的规范化、科学、公平、公正的评审制度,得到了社会的认可。逐渐地,大家都用奖励来作为衡量一个人、一个单位的贡献标准。因此,也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比如科研人员评职称、评院士,甚至确定退休工资,都和奖励挂起钩来;有的人科研项目还没启动,首先就考虑报奖的排名问题;一些不法分子也以奖励的名义,趁机招摇撞骗……

    自1993年《科技进步法》颁布以来就在酝酿的科技奖励制度改革,似乎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时候。

    1998年,科技部向国务院提交了科技奖励制度改革方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提出:应当加大对科技拔尖人才的奖励力度。

    当时,国家科技奖励特等奖的奖金额度为10—20万,而1994年在香港注册成立的何梁何利基金奖的最高奖———科学与技术成就奖的奖金高达100万港币,远远超过了国家科技奖。

    “我们期望科技奖励制度改革要能够突出对在一线工作的拔尖人才的奖励,一方面要能够真正改善科学家的个人生活,同时又能支持他继续推进科研事业。科技奖励制度改革方案规定,国家最高奖500万奖金中50万归个人,450万用于研究。”对于奖金的划分,刘燕美这样解释。

    1999年7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批转《科学技术奖励制度改革方案》。从2000年开始,新设立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提交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由国务院发布决定,由国家主席签发证书……

  几分慎重几分认可

    仅有名义和形式上的“最高奖”还是不够的,评审的公平、公正和权威性,才是对最高奖最好的支撑。

    推荐、初评、层层答辩、筛选、同行专家实地考察、汇报考察意见……“记得我们准备好答辩的演示文稿,去请吴先生修改时,他并没有提具体意见,只是说:‘这个事是重要的’,给我印象很深。”似乎是想起了吴先生郑重的表情,高小山露出了笑容,“如果只是和数学界的人竞争,吴先生的成果有相当高的创新度,获奖应该说没有什么悬念,然而和其他领域那么多优秀的科学家一起参评,我们并没有把握。”

    刘燕美也透露了一个细节:“当时对袁隆平院士研究培育的杂交水稻的品质和口感受到了质疑,后来就现场煮了一锅饭请评委品尝……”

    评审委员会除了严格实行专家轮换制度、回避制度外,还采取了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评价指标体系,“最能体现最高奖分量的地方,就是评审专家的普遍认同,通过一次性投票,要求2/3以上评委通过才能获得最终认可。”刘燕美说。

    无可置疑,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设立明显提高了社会对科学家、对科研事业的关注度。“有一次中央台的一个娱乐节目,其中一个问答题就是问当年最高奖的得主是谁,参加节目的小朋友自信地答出来了。”谈到这儿,刘燕美一脸的欣慰……

    新的奖励制度还规定,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只设一、二等奖,每年获奖项目总数从原有的800多项减少到不超过400项。

    新的奖励制度,诚挚地向每一位醉心于科研并有所成就的人致意,在这份敬意中,我们看到了科技在推动共和国不断前进的过程中独有的风采。

    ■延伸阅读

    工人农民站上国家科技奖奖台

    2007年,3名普通工人和农民首次站上国家科技奖的奖台,摘得3项2006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获得2006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的3项科研成果分别是:上海宝钢股份宝钢分公司炼铁厂工人韩明明的“金属检测和自动除铁新技术”、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工人王洪军的“王洪军轿车钣金快速修复法”、河南滑县农民企业家李官奇的“利用大豆饼粕生产大豆蛋白质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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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全数字高清晰度电视系统

    1998年,我国研制出全数字高清晰度电视系统。这是我国高科技领域的一项重大成果,完全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它是从发射到接收集数字视频、数字音频、数据和交互式业务于一身的数字传输系统,标志着我国已系统地掌握了这项国际竞相角逐的高技术,奠定了我国电视产业升级换代的技术基础。



    第一个中国3G标准 


    因为没有自己提出的标准,中国在第一代(1G)和第二代(2G)移动通信产业上付出了沉重代价。从基站、交换机到手机,中国移动通信市场的格局基本被欧美通信巨头把持,通信网络建设几千亿人民币的投入中绝大部分被外商赚走。


    2008年8月24日,北京。奥运圣火熄灭。在“鸟巢”场外值勤的奥运志愿者,近在咫尺却无法看到闭幕式的盛况,他们习惯性地拿出TD手机收看起了电视直播,此前16天里“擦肩而过”的那些赛事,他们也都是通过TD手机了解到的。奥运快讯、奥运视频点播、无线宽带上网、手机电视、手机对讲……TD让科技奥运伴随着每个奥运志愿者度过了难忘的16天。


    2008年8月28日,上海。磁悬浮列车遽然加速,疾驰而出,在时速达到431公里/小时的时候,视频电话通了。电话的一端是在列车上采访的记者,另一端是大唐电信集团的工程师,TD-SCDMA通话和视频流畅自如。

    这两个片段的背后,是改写中国移动通信产业进程的伟大突破……

  截稿前提交方案

    时间上溯到1998年。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40号大唐电信集团一幢白色小楼里,有一群人正在酝酿事后被证明是改写中国电信史的一次大动作。

    因为没有自己提出的标准,中国在第一代(1G)和第二代(2G)移动通信产业上付出了沉重代价。从基站、交换机到手机,中国移动通信市场的格局基本被欧美通信巨头把持,通信网络建设几千亿人民币的投入中绝大部分被外商赚走。

    如果在第三代移动通信(3G)的竞争上,中国民族通信业不在标准上超前,1G和2G的被动局面将会再现。

    1997年年底,国际电信联盟(I鄄TU)向全世界宣布:3G标准提案的截止日是1998年6月30日。对于早已经涉足3G的欧美通信巨头来说,角逐3G市场志在必得。而对中国相关部门和大多数厂商来说,这仍将习惯性地被认作是一次缺席的赛事。

    大唐电信集团不甘心弃权,为之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最终研发提出了TD-SCDMA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提案。1998年初,原信息产业部确定TD-SCDMA成为我国的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并支持其成为第3代全球移动通信标准,参与ITU角逐。此时,距离6月30日的标准方案提交截止日只剩下3个月时间。

    时间相当紧迫,大唐人为此开展了艰苦卓绝、可说在国内前无古人的标准起草工作。直到6月29日下午,时任信息产业部部长的吴基传才在这份名为“TD-SCDMA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建议”的文件上签名。6月30日下午,在截稿前的几个小时,大唐将这份代表中国3G方案的标准发送到国际电联。

  TD一路突围

    各国一共向ITU提出了15个技术方案。此后的一年半时间里,ITU相继又召开了几次会议,对各种标准提案进行了筛选和技术研讨,大唐代表中国提出的TD-SCDMA一路突围而来,个中艰辛一言难尽。

    面对外国通信巨头“把中国提出的TD-SCDMA标准扼杀在摇篮之中”的企图,中国政府相关主管部门明确表示:如果中国标准不被采用,中国也有足够的市场空间来支持自己的标准,仍然要采纳运用TD-SCDMA!中国政府的坚决支持改变了国外公司的态度。2000年5月5日在土耳其举行的ITU全会上,投票表决结果揭晓:由中国大唐电信集团提出的TDD模式的TD—SCDMA系统,被采纳为国际3G标准之一,与欧洲提出的WCDMA和美国提出的CDMA2000同列三大标准之一。至此,中国真正拥有了第一个电信国际标准!

    掌声响起了,整个会场沸腾了。远隔万里的北京学院路40号也沸腾了!一位华裔美国代表团成员紧紧握住大唐代表的手说:“中国终于有一家公司可以拿着口袋向全世界收知识产权费用了!”国际标准的确立,意味着中国人在一直是由外国人制订游戏规则的全球电信市场上第一次有了话语权,这是中国信息产业历史上的第一次!

  将产业化进行到底

    TD-SCDMA标准被国际电信联盟采纳,只是TD发展之路的第一步。大唐电信集团深知,标准不实现产业化,就只是空中楼阁上的一纸空文,民族通信业的崛起还远未成功。在政府主管部门的支持下,大唐电信集团开始着力将其推向产业化和商用化的道路。2001年,TD-SCDMA标准被3GPP(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化组织)接纳,成为被全球运营商和制造商认可的标准。

    2002年,大唐电信集团集中优势资产成立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全力进军TD产业。同年,我国发布了3G频率规划,为TDD方式(时分双工方式)共计规划了155MHz频率。3G频率规划的出台为TD-SCDMA发展和应用提供了充足的频率资源,也是我国政府为支持TD产业发展所释放的积极信号,意义重大。

    加快推进TD-SCDMA的研发和产业化,就一定要建立能够推动和保障TD-SCDMA发展的有效机制。2002年10月,在政府相关部门的推动下,大唐电信集团联合8家中国通信企业发起成立TD-SCDMA产业联盟。初步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TD-SCDMA产业联盟在TD-SCDMA的研发和产业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协调作用。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邦国曾对此做出重要批示:“企业自愿发起组成产业联盟,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TD-SCD鄄MA技术的发展,推动产业化进程的做法,我赞成。如获突破,将标志我国从模仿型技术进入拥有自主技术和标准的大跨越,希望能见到这一突破和跨越。”

    此后的两三年,政府相关部门相继启动了TD专项测试工作和TD规模网络技术应用实验,以实现商用为目标全面推动和检验TD的研发和产业化成果。通过这些一环紧扣一环的试验和测试,推动了TD-SCDMA研发、产业化的成熟,也带动了我国移动通信产业链的发展壮大,增强了我国信息产业总体竞争力。

    2007年,大唐移动成功推出商用版本的TD-SCDMA全系列产品和全覆盖解决方案。然而,独木难成林,为了推动TD产业链的发展壮大,作为TD核心技术拥有者和行业领军者的大唐不求独善其身,先后与海内外数十个企业签署TD合作协议,带领产业链上企业携手共进。

    各方的不懈努力,TD终于迎来了试商用的历史时刻。2008年,世界最大电信运营商中国移动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10个城市正式放号。北京奥运会上这些城市的TD消费者已经体验到TD-SCDMA实验网的优质服务。TD-SCDMA经历了奥运大考的检阅。

    ■延伸阅读

    TD商用时间表

    2007年4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韩国SK电讯访问时向北京的大唐电信集团成功拨打首个TD-SCDMA国际视频通话,标志着TD已迈出了国际化的第一步。

    2008年5月,韩国总统李明博莅临大唐电信集团参观了“中韩TD-SCDMA通信合作项目”。

    同年11月,中国移动斥资百亿元在国内28个城市的TD二期设备招标结果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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