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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百个科技新第一”见证改革开放30年(组图)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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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台盲用计算机

    2004年3月3日,哈尔滨盲聋哑学校教师侯庆友开发的、专门为盲人和弱视人群使用的国内第一款盲用计算机———同创蓝天盲用计算机问世,它使得盲人能够通过计算机操作完成上网学习、工作和娱乐。


    盲人在智力上与明眼人无任何差别,只是在获取知识和技能的渠道上无法相比,因而在行动上受到很大的局限也很难获得正常的工作机会。通过对盲用键盘和专用软件的操作,盲人朋友通过2天左右时间的学习,就可以完成打字、上网、收发电子邮件、阅读等计算机操作。盲用电脑的出现使得盲人读书看报、通过网络了解外部世界成为可能,更为盲人提供了崭新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机会。


    第一次数字考古

    2004年6月由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联合组成的周公庙考古队,在陕西省岐山县周公庙遗址进行大规模的考古调查、钻探及有计划的抢救发掘工作中,以创建“数字考古”体系的新理念为指导,首次将GP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IS(地理信息系统)、RS(遥感)技术综合应用于大遗址考古的全过程,在航空遥感资料的基础上确定遗址位置,采用了高精度的GPS、电子全站仪等先进设备,做到准确定位,使点、线、面有机结合,准确测量遗址地表信息数据,建立“周公庙遗址田野考古调查数据库”,从而保证考古调查、钻探、发掘资料的统一性。

    第一套医学图像三维处理系统

    2004年,西安一家高科技企业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套医学图像三维处理系统。该系统的成功问世,大大降低了医生诊断的难度。

    这套处理系统能将CT、超声波等传统的二维成像设备上产生的图像进行三维表面重建,可以再现人体各部位、器官的外部形态与内部组织,同时具有虚拟内窥镜、虚拟手术刀、容积重建等多项功能。只要轻点鼠标,就可以用虚拟手术刀将电脑屏幕上病人的三维头像切开,颅骨内的血管及肿瘤清晰可见。转动这个图像,就能够从各个角度观察肿瘤的形状及大小。

    第一台核子秤


    1986年11月初,黑龙江省科学院技术物理研究所在国内研制成功的核子称量系统(简称核子秤),新近通过了鉴定。核子秤是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它是采用核技术原理,加上现代微型计算机控制而制成的一种对各种型式输送机上固体散状物料进行连续动态称重的设备,可广泛用于工矿、粮食、港口等部门。


    第一次实现单分子自旋态控制


    2005年12月,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单分子自旋态控制。


    中国科技大学科研人员利用低温超高真空扫描隧道显微镜,巧妙地对吸附于金属表面的钴酞分子进行“单分子手术”,成功实现了单分子自旋态的控制。这是世界上首次实现单个分子内部的化学反应,并利用局域的化学反应来改变和控制分子的物理性质,从而实现重要的物理效应,为单分子功能器件的制备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新方法,揭示了单分子科学研究的广阔前景。


    《科学》杂志发表了这项研究的论文,并在同期的《透视》栏目中对该成果进行了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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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记载最全面的植物志图书

    我国近百年来第一部最全面、最系统、共计126卷册的全国植物志———《中国植物志》于2005年3月全部出版完成。


     《中国植物志》是关于中国维管束植物(包括蕨类植物与种子植物)的全面、系统、科学的总结,它记载了中国3万多种植物(301科3408属31142种),共5000多万字,9000多幅图。


    维管束植物是植物资源宝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人们日常生活接触到的水稻、小麦、棉花、果蔬、木材、牧草和药材等绝大多数都属于维管束植物。


    第一个最大样本量的帕金森流行病学研究


    2005年12月,由北京协和医院承担,北京、上海、西安三地神经内科专家参与的拥有世界最大样本量、同类研究时间中历时最长、方法最新,且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大型帕金森病流行病学研究完成,论文发表于《柳叶刀》杂志上。


    报告显示65岁以上的中国人帕金森患病率男性为1.7%,女性为1.6%。而以美国2000年人口标准换算进行国际间比较,这一患病率则达到2.1%。


    该研究表明,中国人帕金森患病率并不低,该研究对沿用20多年的中国人帕金森病率进行了修正。


  第一次环球大洋科考


    淡淡海雾中,彩旗装饰的“大洋一号”科考船缓缓地浮现出它洁白的身影。它乘风破浪,载着科考人员远赴三大洋,一起探寻那些我们未知的海底秘密……  


    2008年5月22日10时30分。

    广州长洲码头汽笛长鸣,我国5600吨的远洋科学考察船“大洋一号”缓缓起航,执行中国第20航次的大洋科考任务。

    “这是继2005年至2006年中国首次环球大洋科考之后,‘大洋一号’船又一次踏上探索大洋的征程。”中国第一次环球大洋科考前半程首席科学家王春生说。

    这次航行“大洋一号”船携带了我国大洋科考以来最精良的装备———3500米的深海观测和取样型无人遥控潜水器,计划时间250天,航程约3.4万海里,预计2009年1月26日返回青岛。

    远赴重洋600年后我们再出发

    时间定格在2005年4月2日,青岛的团岛码头风平浪静,“大洋一号”卧在万顷碧波之上,做着出发前最后的准备。这艘5600吨级的“大块儿头”刚刚被粉刷一新,“大洋一号”4个黑色大字印在雪白的船身上,在暖暖的阳光下显得格外醒目。

    11时30分,“大洋一号”缓缓启动,开始了中国第一次环球大洋科考之旅。船上42位科学工作者和30位船员向前来送别的人们挥手致意。

    这一年,恰逢郑和下西洋600周年。600年前,我国伟大的航海家郑和开辟了人类航海史上的新纪元。这次“大洋一号”远赴重洋,具有同样深远的意义。

    “同时进军三大洋,也是我国老一代海洋工作者几十年前就提出的奋斗目标。”王春生说。

    占地球表面积49%的国际海底区域,蕴藏着丰富的战略资源,其中多金属结核、富钴结壳、热液硫化物和深海生物及其基因资源,具有巨大的研发价值。

    2004年5月,国际海底管理局法律技术委员会提交了《“区域”内多金属硫化物和富钴结壳资源勘探规章(草案)》。这意味着规范“区域”内新的资源勘察与勘探的法律程序即将启动。

    “而那时,我国还未对国际海底的热液硫化物开展系统的调查和研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所以,必须尽快开展以三大洋中脊热液活动区为主要内容的环球调查。”王春生介绍。

    这就有了中国的首次环球大洋科考。

  岛国“遇险”蔬菜补给陷入困境

    按照预定计划,首次环球大洋科考,需要在密克罗尼西亚的首府波纳佩停靠两次,补充各种补给,但当5月初“大洋一号”第一次停靠波纳佩时,王春生和船长才发现,最“繁华”的地段不过是一条普通街道,只有几个小超市。

    当地,绝大多数人的经济生活以村落为单位,没有种植业,粮食、蔬菜及生活日用品均靠进口。

    “当地的饮食习惯很少食用蔬菜,即使将波纳佩所有超市的蔬菜买来,也只不过能供科考队员和船员们吃两天。”王春生说。

    波纳佩是不能按原计划二次停靠了,否则就意味着有90多天“大洋一号”都没有新鲜蔬菜供应,这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

    王春生和船长商议后,提出了调整靠港计划的建议,并及时将情况向“家”里汇报。最后确定临时更改科考路线,不再折返波纳佩,而是直接驶向夏威夷,在那里进行蔬菜等生活物资的补给。

    但这段航程也长达58天,远远高于一般一个航段30多天的惯例。“基本上每个人都开始嘴角溃烂,牙龈出血。”王春生说。

    400℃“黑烟囱”惊现鱼虾身影

    在中印度洋脊,“大洋一号”进行了一次重要的电视抓斗采样,科考人员第一次从电脑屏幕上看到以前从未见过的神奇景象。

    那是个活的热液喷口,调查船以最低的速度缓缓向前移动。从电视屏幕上首先看到了星星点点白色的海葵,随着船的向前移动,海葵越来越多,并且看到了喷口上团团“黑烟”。这正是科考人员千方百计要找的地方。当即,电视抓斗迅速下放,一触到海底,密密麻麻的虾像炸了窝似的沸腾了,场面非常壮观。

    抓斗提到甲板上时,打开一看,好大一个烟囱体。大家都很兴奋,忙着拍照,采集样品。抓到的硫化物烟囱体比较完整,称了一下,48公斤!但遗憾的是没有抓到一只完整的虾,仅在抓斗缝隙中发现了一个虾头和几只仍然活着的螃蟹。

    考察中发现,这些热液喷口附近温度高达400℃左右,不仅有虾生存,还有鱼、蟹、海葵等生物。

    专家说,生活在海底极端环境中的微生物耐高温、高压,有很强的耐毒性,是宝贵的研究样本,从它们的体内提取基因,有助我们研制生产抗癌以及一些对人类有益的特殊药品。

    这次,在深海中发现了生物,为我们发掘更多的基因资源和进一步探索生命的起源提供了前提条件。同时,“大洋一号”在深海热液喷口处获得大量硫化物矿石样品,对我国海洋矿物资源的开发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深海技术我们开始崭露头角

    深海大洋考察是一项高投入、高风险的事业,被喻为海洋科技的奥林匹克赛场,是世界各国国力和科技较量的舞台。

    随着世界深海高新技术的发展,这一领域正在形成高技术群,有望与航天技术、核能利用技术等相并列,而且辐射并带动相关技术产业的发展。

    国家海洋局局长孙志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过去20多年来,我国在持续开展大洋勘察工作的同时,深海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也得到了快速发展。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深海勘察,深海多金属结核矿物开采、运载和冶炼等高技术平台,形成了一定的技术储备。在历次大洋考察中,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深海高新技术装备得到了实际运用,已开始走向成熟阶段。

    记者了解到,“十五”以来,在国家863项目和国家大洋专项支持下,深海探测技术取得了可喜的进步,由我国自行研制的深海浅地层岩芯取样钻机、电视抓斗和深海彩色数字摄像系统等技术装备,在富钴结壳和热液硫化物资源调查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已将海洋技术列为前沿技术。“十一五”规划已将海洋作为一个单独的领域立项,设置了海洋安全环境监测保障技术、海底资源的开发技术、海洋生物技术三大板块。

    而这次中国第20航次的大洋科考,载着光学深拖探测系统、生物取样器、可视箱式取样器等先进仪器,直挂云帆济沧海,将使我国的大洋科考事业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延伸阅读

    大洋一号海底捞出“宝贝”

    今年8月23日和24日,在东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第20航次科考任务的“大洋一号”船,在东太平洋海隆赤道共发现两处新的海底热液活动区。这是我国于2007年初在西南印度洋首次发现新海底热液活动区之后的第二次新发现,也是世界上第一次在东太平洋海隆赤道附近发现海底热液活动区。

    海底热液活动普遍发育于大洋中活动板块边界及板内火山活动中心,被科学家们形容为人类认识地球深处活动过程的窗口。而在不断向外喷出热液的过程中,积累成烟囱状金属硫化物不断堆积,形成重要的矿藏,含有铜、锌、金等多种元素。

    据中国大洋第20航次首席科学家陶春辉博士介绍,科考人员取得多金属硫化物烟囱样品和生物样品总重约168公斤。在该火山以南洋中脊上的第二个海底热液活动区,科考人员拍摄到大量小型“烟囱”和大量的热液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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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台2000门程控数字电话交换机

    1986年10月20日,国产第一台2000门程控数字电话交换机研制成功。


    邮电部第一研究所与北京邮电学院研制出的2000门数字电话交换机样机,型号为DS-2000,它标志着中国在程控交换技术方面已取得重大突破。当时的鉴定结论为,“总体设计可行,研制是成功的,在我国是首创的,标志着我国已经掌握国外八十年代初程控数字电话交换机的主要技术,为我国程控交换机国产化,改变完全依靠进口的局面和研制适合我国国情的万门程控交换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是我国电话交换机技术上的一个重大突破”。


    DS-2000科研样机通过鉴定后,邮电部一所生产了两台交换机,参加“程控———光纤联合工程”实验,其中一台500门交换机安装在中南海,另一台2000门交换机安装在国家计委。这两台交换机接入北京电话网的实验结果是———交换机能够与电端机、光端机正常配合,进网各项功能包括:本局、入局、出局、长途、国际全自动及各种特种业务等全部正常。这次实验增强了我国小批量生产DS-2000交换机的信心,为通信网提供我国自行研制和生产的程控数字交换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张信用卡


    一张塑料卡片,印有凸起的字符,背面有类似磁条的褐色标记———1985年3月,中国银行珠海市分行成立珠海市信用卡有限公司,开始发行地区信用卡———中银卡。


    1986年6月1日,中国银行在国内金融界率先推出人民币长城信用卡业务。长城卡的发行,打破了我国传统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结算方式,减少了现金的流通数量,有利于国家的宏观货币调控,也有利于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请问您用现金还是刷卡?”

    对于这句询问,生活在城市的人们早已不感陌生。无论是享用过一席珍馐美味,还是在超市大肆采购,甚至是相中一条价值不菲的钻石项链,即使暂时囊中羞涩,磁卡一刷也能轻松拥有,即免去了现金找零的繁琐,也不会有遭遇假钞的麻烦。现代人的生活已经离不开这张小小的卡片,但是30年前,不要说是普通百姓,即使在银行工作的人也弄不清楚这张卡片有什么名堂。

  一张从没见过的卡片

    “为什么我的信用卡取不了钱?”又一位来中国旅游的美国人手举一张卡片来到中国银行,发出质问。

    改革开放初期,来中国旅游的外国游客逐渐增多。中行作为当时唯一指定的外汇兑换银行,负责办理外国游客的货币兑换业务。当时,张联利在中行分管国际业务工作,接待了一批前来投诉的外国顾客。信用卡?这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能当钱用呢?他非常好奇。对方给张联利的介绍,成了他对信用卡的最初的知识。不过,这样的投诉让他的心里很不安,也很无奈。

    当时中行有一些境外机构,与国外银行也有往来,逮住机会张联利就向同行打听信用卡的事情,米兰银行负责旅行支票的和美国运通的一位同行就成了他的启蒙老师。

    一张卡片,凭借磁条、签名,到世界各地都能使用,不用带上大叠大叠的钞票,方便又安全,想起有一次带着几大箱美元坐飞机运到香港的经历,张联利心里萌发了一个念头:为什么中国不能有这样的支付工具?

    经过近1个月的调查,他提笔写了一篇几千字的《信用卡起源》交给上级领导,并引起重视。但是对于这种新生事物毫无经验,几个月之后,中行决定先引入外国的信用卡。

    1979年,中行广东分行首先同香港东亚银行签订协议,开始代理东美信用卡业务,信用卡从此进入了中国。不久,上海、南京、北京等地的中行分行先后同香港东亚银行、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以及美国运通公司等发卡机构签订了兑付信用卡协议书。

    国内最早的“卡民”

    一张塑料卡片,印有凸起的字符,背面有类似磁条的褐色标记———1985年3月,中国银行珠海市分行成立珠海市信用卡有限公司,开始发行地区信用卡———中银卡。珠海人罗青成为中国最早的“卡民”之一。

    那时中国人根本没有见过信用卡,甚至没有听说过,但珠海的许多好奇者仍尝试着向中行珠海分行申请了信用卡。当时信用卡分银卡和金卡,只要在中行存款300元以上,填一份表,由单位盖章,就可以办一张银卡,可透支300元,存款1000元以上可以办金卡,可透支1000元。罗青办了一张银卡,可她从来没有透支过:“那时候的观念与现在不同,对欠钱还是挺紧张的。”据查,当时的透支月息为12%,高于存款利息。当时中国银行珠海分行发行信用卡是为了以这个新业务吸引更多存款,而不是鼓励消费。

    罗青最得意的是请人在酒店、餐厅吃饭时不用付现金,掏出信用卡一刷就行,感觉特够派头,签名时更是觉得自己的名字好像也值钱了。虽然,中银卡只能在珠海的20多家宾馆、商店使用,罗青还是觉得很方便。比如,经过哪家时装店看中一套裙子,又没带钱,信用卡就派上用场了。不过,那时查信用还比较原始,特别是购物特约点,都有一张“黑名单”,经过一番核对,卡号没上“黑名单”才能通过。中国银行珠海分行通过电脑与各营业点联系,传递票据和信息,客户透支就会上黑名单。

    一年后,中银卡共有650个客户,中银卡的存款余额为50多万元,总共消费金额为70多万元。在当时物价不高的情况下,这已是不俗业绩。1987年,中行珠海分行开始在珠海陆续安装了八台自动柜员机,这也是自动柜员机在中国内地首次亮相。“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名字很奇怪,说给别人听人家都听不懂。后来银行的人干脆都叫它自动提款机。”罗青说,“第一次对着个机器存款还挺紧张,手忙脚乱,也不知道它会不会‘懒账’,所以柜员机吐出的票据都留着。一年后发现机器还是挺准的,从来没出过错,才把票据扔了。”那张中银卡罗青用了好几年,直到中国银行总行在全国范围发行长城卡,珠海分行才取消了中银卡。

    1986年6月1日,中国银行在国内金融界率先推出人民币长城信用卡业务。长城卡的发行,打破了我国传统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结算方式,减少了现金的流通数量,有利于国家的宏观货币调控,也有利于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中国经济的“晴雨表”

    自从1985年中国第一张银行卡诞生,随后的十多年里,全国银行卡年交易额一直在100多亿元徘徊。2002年中国银联的成立打破了这一僵局。通过建设和运营全国统一的银联银行卡跨行交易清算系统,中国银联实现了不同银行间的互联互通,对推动银行卡跨行、跨地区、跨境通用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银行卡产业与中国经济共成长。中国银联总裁许罗德介绍:“国际测算表明,银行卡消费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每提高10个百分点,就能带动GDP增长0.5—0.8个百分点。”

    分散的受理终端通过银联网络连接到一起,点燃了人们使用银行卡的热情。2007年,全国刷卡消费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21%,远高于5年前2.7%的水平,预计这一比例今年将进一步提高到25%。上海、广州、北京等大城市的银行卡使用状况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在一些大型商场,银行卡消费已占到消费总额的70%以上。

    银行卡消费使得资金活动有迹可循,有利于扩大税基,降低征税成本,同时在政府预算管理、反洗钱、反腐败等领域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银行卡产业。”许罗德说:“我国银行卡产业仍落后于发达国家,中国银联将致力于创造范围更广、领域更多、渠道更丰富的银行卡受理环境,降低交易成本,为社会提供更加优质、安全、高效的银行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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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套大型中西文办公自动网络系统

    1986年6月1日由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和锦州电子计算机机厂研制成功的我国第一套进行远程信息处理的大型中西文办公自动化网络系统,当天在锦州市通过鉴定。该系统配套比较齐全,中西文兼容,信息处理容量大,操作方便,特别是在汉字化和汉字打印等方面攻克了技术难关,为我国办公自动化提供了较完善的软件。


  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


    1985年9月,由国家科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支持,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了我国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中国新技术风险投资公司(CVIC)。这是一家专营风险投资业务的全国性金融机构,它标志着中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创立。


    在此之前,我国的许多高科技企业,虽拥有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和高市场发展潜力的产品和项目,但由于其融资渠道狭窄,资金严重不足,管理又较滞后,严重制约了高科技产品的开拓市场的能力,制约了其向产业化、规模化迈进的步伐。


    之后,我国又成立了中国招商技术有限公司,广州技术创业公司、江苏省高新技术风险投资公司等类似的公司,使我国风险投资有了较深入的发展。

    1991年,国务院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若干政策的暂行规定》中指出;“有关部门可以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立风险投资基金,用于风险较大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条件成熟时,高新技术开发区可创办风险投资公司”。这表明高科技风险投资在我国已开始受到政府高度重视。但由于当时市场经济的大环境还未完善,整个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改革的步伐还很缓慢,所以风险投资并未真正起步。随着我国科技产业的发展,风险投资在改革开放的30年里逐步发展壮大起来。 

    第一条货轮海运邮路


    1985年12月3日,我国第一条货轮海运邮路天津至广州航线正式开通。津穗货轮海运邮路的开通,是南北交通动脉京广铁路分流的一项措施,有利于发挥货轮运量大、费用低的优势。当时,天津至广州货轮海运邮路暂定每月三至四班,每班航程大约需要五至六天。


  第一家中美合资高科技企业


    中国惠普有限公司成立于1985年,是中国第一家中美合资的高科技企业。中国惠普业务范围涵盖IT基础设施、全球服务、商用和家用计算以及打印和成像等领域,客户遍及电信、金融、政府、交通、运输、能源、航天、电子、制造和教育等各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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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座核电站


    秦山,这个30年前对大多数人而言还十分陌生的名字,如今已经成为中国核电的代名词。从1985年秦山开工建设到今天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在我国核电30年的发展历程中,我国自主发展核电技术的决策从未改变……


    这些天来,秦山核电有限公司总经理何小剑心中充满了骄傲和自豪。转眼间,他曾经亲手操纵的、与他日夜陪伴的中国大陆首台核电机组———秦山核电一期30万千瓦压水堆核电机组已安全、稳定运行了17年。

    作为中国大陆首批核电操纵员,有着良好心理素质的何小剑似乎从来没有像在这些日子里一样难以掩饰内心的激动。20多年前,年轻的何小剑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中国大陆核电事业会像今天这样蓬勃发展:迄今为止,大陆共投运核电机组11台,装机容量达908万千瓦,占全国电力总装机容量1.27%%;共减排二氧化碳3.96亿吨,减排二氧化硫130万吨。

  国之光荣中国核电秦山起步

    秦山,过去知道这个小地方的人也太少了,小到当传来秦山将建中国大陆首座核电站的消息时,某报社的一位编辑特意把电话打给前方记者,核实到底是“泰山”还是“秦山”。其实,除了他之外,有很多人都把“秦山核电站”念成了“泰山核电站”。

    时光的指针倒回38年前,1970年2月8日,周恩来总理说:“二机部(核工业部的前身)不能光是爆炸部,还要搞核电站。”秦山核电站也因此有了个代号———“728”工程。从那时起,秦山核电站就开始了研究、实验、设计、寻找厂址等相关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大门,我国核电建设也随之拉开序幕。然而,这时核电站是否建设却充满了争议。1979年12月,邓小平同志针对秦山核电站上与不上的问题说:“我认为继续搞是应该的。”这为秦山核电站建设奠定了基础。

    在改革开放后的第4个年头,一批批来自祖国西北、西南,来自深山、大漠的核工业人,开始落户浙江海盐。

    1985年3月20日,秦山核电站工程开工建设,隆隆爆破声和挖掘机声,打破了杭州湾的沉寂。

    1991年12月15日,秦山核电站30万千瓦压水堆核电机组建成投产,实现了中国大陆核电零的突破,我国成为第7个能够自主设计建造核电站的国家。秦山核电站实现了中国核工业人的梦想,被中央领导同志誉为“国之光荣”,称“中国核电从这里起步”。

    老老实实从“学生”做起

    1978年12月4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法国外贸部长后宣布:“中国决定向法国购买两座核电站设备。”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国大陆核电发展也从此步入了自主研发与引进先进技术并举的道路。

    于是,继秦山核电站30万千瓦机组1985年开工建设后,1987年8月开工的大亚湾核电站成为中国大陆第一座百万千瓦级大型商用核电站,它开启了我国对国际二代核电技术引进的大门。其时,我国核电尚处于探索阶段,虽曾先后组织自主开发高温气冷堆、熔盐堆、压水堆、钍增殖堆等技术,但一直未获突破。而国际上二代核电技术的先进性和成熟性已为世界上60%%以上的核电站所证明。所以,建设大亚湾核电站,还需老老实实从“学生”做起。

    百万千瓦级核电站,技术、设备和管理模式都是国外的,由中国人来建设、运营到底行不行?这一度引起了人们的争论。事实是,1997年7月1日,大亚湾核电站提前两年实现自主运营,机组运营业绩进入了世界先进水平行列。

    核电发展要赢得主动权,就必须依靠自主创新,就必须拥有核心技术。

    完成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后,广东岭澳核电站也开始建设。在这里,设计自主化在悄然实施:尽管外观上看它与大亚湾就像孪生兄弟,但其中核岛土建和核岛厂房辅助系统的设计者已经换成了中国核电人。岭澳在核电自主化、国产化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核岛平均国产化率达11%%,常规岛为23%%,辅助设施达50%%,远远超出大亚湾核电站国产化率仅有1%%的水平。

    几乎与此同期的秦山核电二期也在积极推进核电建设的自主化,秦山核电二期不仅在堆芯、安全系统和提高机组出力等设计方面进行了全新设计和改进,自主设计了反应堆堆芯,还通过设计咨询、科研试验等合作方式,使数万台设备实现55%的国产化。在55项关键设备中,47项为我国自主研制。2004年,《秦山60万千瓦核电站设计和建造》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至此,我国终于拥有了核电发展的“主动权”,成为世界上少数具备自主设计建造大型商用核电站能力的国家之一。

  站在世界前列突破最先进技术

    20余年的努力,中国自主设计的“二代加”(第二代核电的改进型)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技术已成为目前投运和在建核电站的主流。有了“二代加”打下的良好基础。2007年,国务院组建了国家核电技术公司,由其负责组织实施我国第三代核电技术AP1000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工作,然而这次却是要站在世界前列。

    一时间,质疑声比比皆是,“我国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电技术,为什么还要引进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建成电站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呢?”对此,国务院的态度很坚决,那就是统一技术路线,加快核电自主化发展,其最终目的是要形成具有自主产权的最先进的核电技术,与世界同步。

    目前,我国第三代核电自主化依托项目共建设4台核电机组,分别是浙江三门核电站2台机组和山东海阳核电站2台机组。

    这一切要得益于2003年党中央做出的“积极推进核电建设”的决定。5年来,国家在以下方面实施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使我国核电事业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颁布《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年)》,明确我国核电发展的目标;明确了我国核电发展的技术路线,决定走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发展道路,引进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第三代核电AP1000技术,为最终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电技术创造条件;在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中列入大型先进压水堆和高温气冷堆核电站重大专项,并已开始组织实施;陆续批准并开工建设一批新的核电项目。

    “根据我国核电发展中长期规划,2020年,我国核电装机容量将达到4000万千瓦,在建将达到1800万千瓦,而核电装机总容量将达到全国电力装机总容量的4%%—5%%。争取到2030年,我国核电装机达10000—12000万千瓦,在技术和规模上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国家核电技术公司董事长王炳华说。

    ■延伸阅读

    我国首个核电特区———广东

    2008年7月,广东省核电建设领导小组暨核电建设专家组首次提出打造全国首个“核电特区”,批量推进广东核电规模化发展。根据规划,到2020年争取实现全省核电装机容量达到2400万千瓦,在建1000万千瓦的目标。在未来15年内,使广东核电比重达到总发电量的五分之一,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率先将广东省建成清洁能源的核电大省。

    核电建安工程有了中文保单

    2008年11月18日,中核集团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家国内保险公司组成的共同体签署了福建福清核电一期工程建筑安装工程一切险及第三者责任险保单。这是世界第一份核电建安工程中文保单。由于核电站投资额较高,国内保险公司承保能力相对较低,在承担国内核电站保险时,国内保险公司采用英文保单,并长期依赖国际市场。

    这种保险模式,使国内核电企业在进行保险活动时,容易产生由中英文语言差别而造成的歧义,从而无法及时有效保障国内核电企业利益。随着国内核电建设的快速发展和国内保险公司承保能力的增强,中核集团提出了核电和核燃料等重大项目实施“集团化保险”的运作模式,积极发挥整体优势,通过集团化融资、保险加大重点工程项目的支持,重点支持核电、核燃料项目的建设。

杭州市保俶塔实验学校31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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