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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与科学概念的发展（夏元文）
近代中国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提倡现代科学的运动发生在十九世纪，“洋务运动”在“师夷之长技以自强”的口号下，拉开了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历史帷幕。但“洋务运动”所尊崇的“科学”主要是西方的自然科学及其工业技术，而没有包括生长在近代科学基础上的现代精神文明。这一概念一直到新文化运动时期才发生变化。
一
由于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新青年》尽管是一个文化杂志，但还是感受到了自然科学在战场上所爆发出的威力。更难能可贵的是，它在震撼于自然科学威力的同时，也开始显示出把科学概念从自然科学引导到文化和社会科学的努力。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大声呼吁青年们要成为“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他那时提倡的科学就不仅仅是自然科学，也包含“人间之思想”的理性精神。他说：“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这里的科学分明不是纯粹的自然科学，而是对科学进行了一番哲学概括。虽然他的科学定义仍然有些朦胧，但毕竟发送出一个重要信息：近代中国思想界所尊崇和引进的科学已经开始走出自然科学的范畴，并试图在文化领域里释放自己的能量和光芒。
新文化运动的基础是“民主”和“科学”，封建旧文化的破坏，新文化的发展，所依靠的就是“民主”和“科学”所提供的新的思想观念、新的理论武器。西方自然科学的发现和理论，不仅是构成新文化运动的核心理论之一，也是构成新文化的思想基石。正是因为自然科学在思想文化领域所产生的巨大力量，中国近代史上学习和追求西方自然科学进步思潮才最终引发了新文化运动，科学也才受到了无上的尊崇，并成为时代的主流话题。而当传统的文化和思想基础开始动摇并最终崩溃的时候，社会科学的提倡就成为新的必然。
二
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先锋，是鼓吹和提倡“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先驱。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由于思想认识的逐步发展，陈独秀关于科学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因此，他在五四前期与后期所使用的“科学”概念也就不完全相同。
在五四前期，他所说的“科学”主要是指自然科学。他在《敬告青年》中所说的“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家符瑞之说”、“科学领土内之膏腴待辟者，正自广阔，青年勉乎哉”以及“科学法则”等文句中的“科学”，就是指自然科学。这个概念后来一直保留在陈独秀的思想之中，并成为他关于“科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五四运动之后，陈独秀认为“科学”是一个总的概念，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子概念。“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的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最大的效用。”这是陈独秀郑重为中国思想界将“科学”从自然科学扩展到社会和精神生活领域，并正版引进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位中国近代的思想大师当初对于这些概念的理解是模糊的，而且他的“社会科学”概念也极其粗浅和幼稚。他认为“社会科学”仅仅“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而且“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按照他的解释，“科学”和“社会科学”就仅仅是一个“方法”问题。
从1920年开始，陈独秀的思想开始由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急速转变，因此，他后来所说的社会科学又主要地是指马克思主义，是经过苏联十月革命实证过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已经不包括他早些时候所说的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等等。从概念的主体上来说，他这一时期的“科学”实际上是指社会科学，而社会科学又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理论和主义。他这时对于“科学”的理解，支配了他后来的社会革命实践活动。
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这位五四运动的旗手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解释“科学”，他的新见解比较集中地表现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人生观与科学”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科学”可不可以支配人生观？“科学”是不是万能、可以支配一切的？陈独秀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撇开了自然科学，而是从社会科学入手一一回答张君劢提出的“九项人生观”、梁启超所说的“情感方面的事项”、范寿康所说的“由主观的直觉而得”的“先天的形式”等等问题。他非常坚定地告诉人们：对于论战中所有的人生观问题，“社会科学可一一加以分析的论理的说明，找不出哪一种是没有客观的原因的，而由于个人主观的直觉的自由意志凭空发生的。”陈独秀在这里所使用的分析人生观问题的社会科学就是比较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他在《序言》结束时得出结论：“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
三
在陈独秀推动社会科学的同时，胡适也明确地推崇“实验主义”的“科学”，宣传实验主义的科学理论、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
“实验主义”构成了胡适个人文化的“科学”核心。尽管他的主要功绩是在文学革命方面，但在文学革命运动后不久，他主观上的努力却主要地是在宣扬和实践他的实验主义“科学方法”。至迟在1922年，他就公开表示他主要地是一个哲学理论家，是一个实验主义者。在经历了由“文学革命”到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发展之后，作为现代思想家的胡适也有一种新的思想认识：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所缺乏的不仅是新的文学，也包括缺乏科学的思想方法、态度和精神；封建旧文化的打倒不能仅仅依靠提倡新文学，还要借助“民主”和“科学”这两位先生的思想学说。胡适认为，实验主义是最能救治中国传统文化偏颇也最能为新文化建设提出健康基础的、最为“科学”的方法哲学。胡适在五四运动后期除了继续宣传实验主义的“科学方法”之外，又进一步阐发实验主义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他说：“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
胡适的“科学”究竟是什么？其实只是“科学”方法，而不是“科学”本身。唐德刚曾经明确指出过胡适的这一“科学”缺陷：“可是胡氏‘整理国故’如他在本文里所列举的‘方法’，就有‘对’，也有‘不对’了。他‘不对’的地方，便是胡老师把‘科学方法’，误为‘科学’的本身。以为掌握了‘科学方法’（其实胡先生的‘方法’，只能说是‘合乎科学的方法’，而不能迳名之为‘科学方法’），‘科学’便在其中矣。这就不对了。”同样，实验主义的一些“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也只不过是一些“合乎科学的方法”罢了。到底什么是“科学”？什么又是“科学”的新文化？胡适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迟迟没有从正面回答。
一九二三年的春夏之交，思想界曾经爆发过“科学与玄学”之争，稍后又叫做“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它是中国思想界关于“科学”的第一次大规模的专题讨论。尽管论战存在着很大的理论缺陷，但它的理论探索的冲刺精神和学术勇气是值得肯定的。论战不仅直接推动了思想界对于“科学”的认知水平，而且也带来了两本专论“科学”的著作。一本是张东荪于一九二四年出版的《科学与哲学》，作者在介绍自己的“科学”观的同时，对论战进行了全面“批判”。另一本是留美学者罗志希在杜威等教授帮助下完成的《科学与玄学》，作者不仅全面介绍了西方思想界对于“科学”认识的历史，而且也深入解释了西方思想界对于“科学”的现代观念，可以认为是中国现代思想界关于“科学”认识的权威性著作。无论是张东荪还是罗志希，他们的理论都涉及到了现代思想界对于“科学”本质的认识，那就是“科学的自我批判精神”。但是，张东荪和罗志希的“科学”已经是“科学学”的范畴，与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倡的“科学”已不是同一个层次上的概念。
——《光明日报》2001年5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