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钰：十年“做中学”

　　韦钰告别教育部的十年，走出了一条科学教育改革的反思之路

　　　　2013年3月12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韦钰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讲课，台下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教育行政管理者及督学两百余名。

　　韦钰身着紫色毛衣外套，头发花白，目光笃定，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作为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原副部长，韦钰在很多场合的开场白是：“我是以一个热爱教育的科学工作者身份来讲的。”

　　她开始这一天的讲课，题为《神经教育学视角下的创新人才培养》，意在从神经教育学的视角来回答钱学森之问。紧接着，她谈及教育改革，这是她这一段时间思考的总结，她说：“教育改革必须基于科学实证研究。”

　　每一次讲课开头，韦钰都会不厌其烦地先普及基础知识，比如：“脑是怎样工作的？”“现在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代，可以通过脑来研究教育，变灌输式教育为探究式教育。”她的演讲切入正题。

　　接下来，韦钰分析了脑科学与教育改革的关系——神经教育学将改变国家教育政策的讨论，改变学习、教学和老师的培养。

　　三个小时的课程，73岁的韦钰始终站着、笑着讲课。

　　最后，她呼吁：“你们手里有好几十万孩子，拜托，他们只有一个人生！”

　　台下掌声响起。

　　十年事业周期

　　在刚刚出版的《八十年代的记忆——中国名人谈改革》一书中，韦钰回顾了她的学术生涯：“文革”风暴席卷中国大地时，韦钰刚从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研究生毕业，十年的“研究年华”随后荒废，1979年她这位“老青年”去联邦德国留学，共行者共50人；1982年，韦钰作为联邦德国亚琛工业大学电子学方面的第一位中国女博士，成为获得波歇尔奖章的中国第一人。

　　韦钰说，他们那一代人习惯了为国家的需要选择自己的生活，留学时，她毅然选择了国内空缺的交叉学科——生物电子学，并节省下奖学金买计算机，回国发展。

　　回国后的韦钰，从一名讲师做起。1985年，她任南京工学院副院长兼生物医学工程系第一任系主任；1987年任南京工学院院长。1988年，教育部倡导各大院校综合发展，要求改校名，南京工学院的前身是1921年经近代教育家郭秉文倡导建立的国立东南大学，韦钰顶着压力，将校名改为“东南大学”。

　　东南大学的改革一路走在前面。韦钰回国十年后——1993年，她被任命为教育部副部长；2002年退休回到东南大学。十年后的2012年，她在东南大学建立另一个新学科——神经教育学。

　　十年何以成为韦钰的事业周期？面对本刊记者的疑惑，韦钰脱口而出：科学思维、科学概念的形成正是十年周期——5～8年潜伏，8～10年成熟。“很多人耐不住，这是规律。”她说。

　　韦钰的著作《十年“做中学”为了说明什么》2012年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副题是“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的教学改革之路”。这是一份关乎在21世纪的今天，怎样学习、怎样教学的科学验证报告，意在通过在幼儿园和小学中进行基于动手做的探究式学习和教育，提高5～12岁儿童的科学教育水平，培育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

　　“听会忘记、看能记住、做才学会”——学习必须是主动的。1987年，美国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利昂·莱德曼提出了“HandsOn”(动手做)学习模式；1995年，法国由国民教育部和法国科学院启动了“laMainalaPate”(“动手和面团吧”，简称LAMAP)科学教育改革项目。这正是“做中学”的立意所在。

　　“做中学”的收获与曲折

　　韦钰卷入这场因科学而引发的教育改革并非偶然。1998年时任副总理李岚清指示，通过对脑科学研究促进教学改革，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韦钰组织了一批研究项目，希望将当时的教育家和科学家联合起来，进行教育改革，然而进程并不顺利。

　　2001年，经教育部批准，教育部和中国科协发起类似“动手做”的科学教育实验项目，取名“做中学”，即在5～12岁儿童中进行基于动手的探究式科学教育。在北京、上海、南京、汕头各选一个区的部分学校启动试点。

　　从一开始，这个项目的执行明确了这样的原则，强调不是为了培养科学家，而是希望能平等地面对每一位儿童，把他们培养成21世纪合格的公民。

　　现在韦钰承认，当时的想法还是简单了。项目起初以北京、上海和南京为试点，即面临推进资金的短缺问题。韦钰从美国GE公司筹到100万美元，继而获得李嘉诚先生赞助的500万元，得以在第四个城市汕头试点。此后，再将培训点的教师送到法国科学院培训，韦钰以为之后就“没自己什么事”了，转向脑神经学的继续研究。

　　2003年，韦钰发现，上世纪末推进的旨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新课改”(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对科学课教师的国家培训，居然没有培训教材，负责培训的人只讲理念。在和法国专家探讨后，韦钰更吃惊地得知，新课改受瑞士儿童心理学家让·皮亚杰关于儿童认识理论的影响，认为儿童科学概念的建立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不受外界的影响。这一理念在上世纪60年代影响美国儿童科学教育，之后美国进行改革，主张儿童的探究式科学教育应该是教师指导下的学生主动的建构过程。“小学科学教育标准存在原则错误”，韦钰说。

　　她对新课改的一个理念——“孩子自主学习”——百思不解。“这是不对的，应该是主动学习。”她说，探究式教育是在老师指导下学生主动探究的过程，而不是“二十分钟后老师闭嘴”。

　　2004年，韦钰编写出版了《探究式科学教育教学指导》《幼儿园和小学探究式科学教育实验项目“做中学”内容标准(试用本)》等系列教材。同年，她成为中国第一位写博客的副部长，通过博客推进“硬科学”支撑的教育改革，推进基于认知神经科学和情感神经科学基础上的学习科学研究。

　　2006年，国务院颁布《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提出完善基础教育阶段的科学教育、提高学校科学教育质量，是全民科学素质提高最重要、最基础性的工作。“做中学”被列入“未成年人科学素质行动”的工作内容。

　　2007年4月，以韦钰为组长的专家组对国家义务教育阶段小学科学标准进行了新一轮的修订工作，她提出“从一二年级开设科学课”，并认为这是“修订《小学科学课程标准》的底线”，否则，“修订没有任何意义”。

　　韦钰担忧：“这些错误不纠正，我们将重复20世纪美国70年代一度走过的弯路，低估了儿童学习科学的能力。”

　　韦钰再度碰壁：2012年，教育部公布了19个学科课程标准修订稿，韦钰领导修改的小学科学课程标准未获通过。韦钰坦言，自己在最气愤的时候，将“做中学”的经验集结成《十年的“做中学”为了说明什么》一书，并在其中收录了她领衔修订的《全日制义务教育小学科学课程标准修订稿》。

　　“我们现在的学生将来要用我们不知道的知识解决不知道的问题，所以应该给他们一种能力。”韦钰说的这一“能力”在东南大学幼儿园评估报告中被陈述为：长期坚持“做中学”班级的幼儿，在使用基本感官(视觉、嗅觉、触觉等)进行科学探究的能力方面，显著优于未能坚持“做中学”班级的幼儿。

　　2005年1月18日，韦钰在博客中写道：没有评估的教育改革不是完整的教育改革，也不是负责任的教育改革。我们在教育改革中的确需要多一点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研究。

　　西医式教育理念

　　2005年1月8日，韦钰的一篇博文《不仅是遗憾——看中央一台新闻节目中幼儿园儿童背诵“三字经”》引起不小轰动，至今点击率达十万之多。

　　她在博文中批评一些司空见惯的早教培养方式，认为：“长大以后，不会记住5～6岁以前背的这些内容。”这样的观念在她之后近十年的早教研究中一以贯之，后来索性概括成两个字：“白背！”

　　韦钰更愿意从脑神经领域的梳理中找寻答案，在她看来：早期儿童主要是内隐的模仿学习方式，形成非陈述性记忆，即情绪记忆和动作记忆，系统的情节记忆一般在5岁以后才会形成，而到13、14岁以后才是最有效的。科学研究表明，人脑有着长达20多年的成长发育期。5岁之前过分强调灌输“陈述性知识”，无疑是对孩子创造力的伤害。在这个阶段，应该更多的是情绪能力的培养。

　　如何理解基于生物脑学基础的教育理念？韦钰的回答是：这是西医式教育理念。

　　韦钰更愿意将现在的教育政策比喻为基于中医式教育研究方式——有好的经验，没有扎实的科学基础；有个人经验积累，没有统一概念。她呼吁：“救中医最好的办法就是引进现代化的方法。”

　　韦钰在多篇关于科学教育的论文中提及欧美探究式科学教育的历史：1988年英国的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先后通过教育改革条例的实施，在幼儿园和小学里对5～12岁的儿童进行科学教育，并把语文、数学和科学教育列为三门主课；1996年美国发布了其历史上第一部国家科学教育标准，提出要在幼儿园和小学中实施探究式科学教育，并随之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来落实这个教育标准。2002年美国议会通过《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法令，强调在教育改革中必须进行科学研究和实证性研究。

　　经过多年对大脑认知的研究，韦钰认为课堂教学必须尊重人脑的发展规律，小学阶段着重学语文、数学、科学等核心学科最为重要。

　　韦钰早上六点起床给孙子做早饭，送孙子上学，七点半和邻居一起打太极拳，之后便是买菜、做饭、看书。邻居们不知道的是，这位每天准时打太极拳的老人，正承担着中国工程院的重点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脑与信息系统交互的应用基础研究》的战略课题，这一研究涉及不同层次(从基因、细胞、回路、功能系统到行为)脑信息获取的原理、方法、仪器和系统，脑与信息系统之间的交互、反馈和控制等。

　　谈及目前IT界争议较多的人脑模拟计算机之说，韦钰的批判精神再度活跃，她对计算机领域的人脑模拟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人脑不是硬件，而是生化机器，不是固定节点，而是化学物质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