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稿：编辑要求：突出虎妈教育的特点——暴
虎式教育——不能不给孩子自主的权利
浙江省上虞市华维文澜小学 倪华东
女儿三岁时，母亲想给她选择一项乐器。只因为大女儿学的是钢琴并很成功，于是母亲坚定地认为想要将来女儿没有姐姐大获成功的“阴影”就只能练习更为困难，技艺更加精湛的小提琴……
全家外出旅行，母亲每到一个下榻之处，首先做的事情就是帮两个女儿寻找练琴之处，因为在她给女儿制定的“10不准”条约中有一条就是——在某一天没有练习钢琴或小提琴。在比利时勒芬，她让女儿在一个修道院练琴；在伦敦，她通过互联网查找可疑练琴的地方；在希腊雅典，她为了让女儿练习10分钟的琴儿错过了全家浏览雅典卫城和海王波塞冬神殿……
当女儿为她送上生日贺卡的时候，她对女儿说的是——“我不想要这个，我想要好一点儿的——就是说，你在制作它的时候，得把自己的想法和努力融入其中……而这一张，根本就没资格被放进去（专门存放女儿给她礼物的盒子）。”……
为了带小女儿去一个世界顶级小提琴师那儿试音，不惜两天驱车18小时，动用现金支票，带上两个以小时计费的辅导教师和骨折了还在休养之中的大女儿。当试音完毕回到旅店，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吃晚饭，而是让女儿继续练琴，此时，女儿这一天已累计拉琴五小时，而她为大家所订的晚餐是晚上9点钟……
……
上面这些故事中的母亲就是《我在美国做妈妈》的作者蔡美儿，大女儿叫索菲亚，小女儿叫露露。这本书所讲就是她教育这两个女儿过程中的一些故事。
也许这样的教育方式看起来很“暴”，让人不可思议，甚至难以接受，尽管她把自己这样的教养方式称之为“中国式教育”。然而正是在她这样的“高度期待”与“严格要求”下，两个孩子都从普通走向卓越。大女儿10岁就在纽黑文钢琴协奏曲大赛上获奖，并作为钢琴独奏选手获得了在耶鲁大学的巴特尔礼堂与纽黑文青年管弦乐队同台演出的殊荣；14岁就把钢琴弹到了世界音乐的圣殿——著名的卡内基音乐大厅；小女儿露露12岁就坐上了耶鲁青年管弦乐团首席小提琴手的头把交椅。
作者在如此“暴”对待女儿，其实她自己的内心也是诚惶诚恐的，也很纠结，在这样逼女儿练琴的同时她更是身心焦悴。一方面她必须想方设法地让孩子接受，或者说妥协在她的要求下；而另一方面她也深深忧虑孩子是否能够承受她的这种高压，也时常为自己对待女儿的方式而自责、难过、愧疚——“尽管如此，我依然感到心痛。索菲亚怀抱沉重的课本从学校飞奔回家的镜头在我的脑海里闪现，我难过的几乎无法忍受。”在露露自己剪去那头乌黑亮丽的秀发时——“……可内心里有种力量（我想那是担忧）却让我欲言又止”“……那个夜晚我再次有一种想放声大哭的冲动。”
的确，子女是父母心头的肉。看着孩子的痛苦，做父母比谁都煎熬。很多时候，正因为这份煎熬而放弃了对原则的坚持（作者最后也同意了露露放弃小提琴的觉得）。但两个孩子在练琴上的成功也正由于这份长期的执着与坚持。我们常说练字即练人。练琴也一样。在这样的执着与坚持中，两个孩子的心智意志得到了最好的熏陶和洗礼。“顽强、执着、永不言弃”这样的品质根深蒂固地植入了孩子的血液之中，让她们永远对不努力说说“NO”！。棒球老师这样评价露露：……她是那种不付出110％的努力，就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小姑娘。而且，她总是那么乐观向上、彬彬有礼。相比那些耀眼的奖项，我觉得这种性格意志的形成更是一种成功。
可是，有一个问题我们也不能不思考，世上并不是所有的孩子在大量的练习中都能获得成功的。“金牌只能颁给一人”，如果两个女儿最后一直不成功呢（其实她的2个小孩现在也才十几岁，眼下的一切也只能说暂时成功）？那恐怕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而对于成功，我总觉得书中的母亲太过于功利——给小女儿露露选择小提琴不是从孩子的兴趣出发，而是所谓的走出成功的“阴影”，为什么看到姐姐比自己优秀就一定得有阴影呢？“每一年，一些7岁的孩子都会在拉脱维亚或克罗地亚脱颖而出……我希望露露也能站在那样的领奖台上。说实话，我真的有些等不及了。”练琴的价值究竟何在？我们学习又为了什么？从我一个教师的身份出发，我承认，我渴望学生得到高分数，但我真不希望学生的读书就为了分数。为什么每年毕业考结束，有那么多的学生会把读过的课本、写过的本子、考过的试卷发疯似的乱抛，无一丝珍惜之意？衡量教育成功的标尺究竟是什么？
摆在作者家里的那台钢琴中央C的木质部分处还留着那些索菲亚6岁时的牙印，母亲的心里也抹不去莫斯科红场咖啡馆那玻璃杯在地上破碎的声音……以这样的牺牲换来孩子那样的卓越，是否值得？也许这个问题永远没有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