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百个科技新第一”见证改革开放30年(组图) [复制链接]

    中国科学院、国家计委、科技部2001年联合宣布，我国科学家克服重重困难，率先在世界上完成了水稻基因组的“工作框架图”和数据库。专家认为，水稻遗传密码的破译，不仅是我国生命科学领域的又一重大突破，也是我国科学家为人类做出的一项重大贡献和基因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

    水稻是全球最重要的粮食作物，维系着世界上半数人口的生存，含有4.3亿多个碱基对的水稻基因组自然引起了广泛关注。日本1998年起主导实施了由11个国家和地区参与的水稻基因组计划，而美国和瑞士的公司也实施了相应的水稻基因组计划。

    作为水稻的发源地和世界上最大的水稻生产国，从去年5月起，我国科学家毅然加入竞争行列，独立开展水稻基因组研究。和目前国际上其他水稻基因组以日本粳稻为研究对象不一样，我国水稻基因组以袁隆平院士培育出的超级杂交稻为测序对象。

    承担并完成这一世界课题的是中国科学院基因组生物信息学中心，主要合作单位有中科院遗传所、国家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等。在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超级水稻基因组计划进展迅速。截至目前，科学家们已测定约22亿个碱基对的序列，序列和基因的覆盖率均达95％以上，90％的区域准确率达到99％，完全符合“工作框架图”的要求。

    更为可贵的是，全部数据即将在网上予以公布，向全世界免费公开。“我担心服务器可能堵塞，因为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可以来查阅。”项目负责人于军教授说。

    水稻基因组是迄今进行的植物基因组测序中最大的，约为人类基因组的七分之一。

    与国际科研热点相比之下，落后的科研硬件设施、微薄的工资显得苍白无力。我国超导科研领域智力外流非常普遍。有研总院的超导人不得不面对与国外工程实验室数十倍经费差距的残酷现实。    

    能玩转“超导”的，在学术界和工业界恐怕都会成为响当当的人物。而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有一位科研人员告诉记者说，他们那里有一支研发超导材料的国家队。

    研发超导材料，可以说是对高温超导输电、磁悬浮列车等世界新兴工业领域的技术积淀。20年来，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的这支国家队长期活跃在国内外超导科研的大舞台上。上个世纪90年代，他们积淀10年，于2000年底“淬炼”出我国第一根百米长铋系高温超导带材。

    在有研院很多科研人员看来，植根在老一辈超导材料专家中，那种热爱科学、吃苦耐劳的科研精神，自由、开放的学术思想，是催生科技第一的内生动力。

　　高温超导课题组有本难念的经

    1988年底，一部很不起眼的中篇小说发表在由巴金先生主编的《收获》杂志上，小说名为《超导》。作者是钟道新。2000年初，根据钟道新小说改编，由王志文等领衔主演的同名电影《超导》公映。

    剧中著名物理学家林亚眠教授领导着青年物理学家贝小知、熊无忌等人组成了“低温俱乐部”，克服经费不足等重重困难，开始向超导课题发起猛烈进攻。与此同时，国外几个最优秀的，装备、经费最充足的科学家群体也正向这一尖端科学堡垒发起最后的攻坚……

    事实正是如此。

    在上个世纪的最后20年里，有研总院的一帮超导人一直面对的是与国外工程实验室数十倍经费差距的残酷现实。

    不仅如此，据当年高温超导课题组里的年轻人介绍，由于当时国内尚不发达的工业制造水平所限，高温超导带材课题组完全从零起步。

    有研总院的超导人有一本难念的经：没有可供借鉴和参考的成熟资料，没有带材扎机的技术方案，没有大型专用热处理设备。在国外同行看来，这些最基本的技术和设备都不具备就搞超导，不可想象！

    20世纪80年代是超导科学探索富有成果的10年。到了90年代，由于微电子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超导关键技术获得快速突破变为可能。一场激烈的超导竞赛业已拉开帷幕……

    时过境迁。老一辈的著名材料科学家，如今已是鬓发花白、年过古稀，不再在有研院任职。曾经一马当先、挑战高温超导带材极限，当年有研院的中青年专家，业已离开了超导材料研究中心。

    “有研总院的超导研究能一路走过来，离不开老一辈专家。”有研院的科研人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那个科研硬件条件不尽人意，生活环境艰苦的时期，老一辈专家的精神和学术引导，对实验室里青年人的积极影响及所创造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没有什么能拖住超导国家队的后腿

    1987年，美国休斯顿大学物理学家朱经武带领的小组和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赵忠贤院士领导的小组先后研制成临界温度约为90K的超导材料YBCO（钇铋铜氧）。此举燃起全球科学界对超导工业应用的渴望。

    一阵超导热开始席卷全球。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审时度势，抽调麾下分散在材料、化工、电子等多家科研单位40余名优秀科研人员，迅速组建超导材料研究中心，盯住具有巨大工业应用潜力的高温超导研究。很短的时间里，有研院就拉好了架势，在带材、块材、粉材等全部材料领域全面推进。

    据不完全统计，“八五”“九五”期间，我国对超导研究的投入在两三千万人民币。而据记者了解，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对超导科研的投入远远高于这个数量级。

    上个世纪90年代，超导材料研究中心被公派出国后回国的青年科研骨干只有一位，当年超导材料中心博士的工资水平，往多了说每月不到400元人民币。这与在国外的大型超导工程实验室工作的收入悬殊之大可见一斑。

    与国际科研热点相比之下，落后的科研硬件设施、微薄的工资显得苍白无力。我国超导科研领域智力外流现象普遍存在。一位有研院科研人员对记者坦言：百米超导带材攻关10年间，超导中心大量科研人才流向海外，屈指算来，干到2000年的不足一成。

    然而，事实证明，没有什么能拖住北京有研总院超导国家队的后腿。

    老专家们说过的话依旧让有研院的年轻人记忆犹新：“为什么有些领域能够坚持到现在？搞得还挺好！学生无论本领多高，只能称之为高材生。学生走了，只要这些老师还在，这个领域就不会颠覆。”

　　迈出实验室：洞察工业市场动向

    紧跟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完成了一个又一个漂亮的大跨步：90年代末，旗下优质资产证券化，股票首发上市流通，“变身”有研硅谷公司；2000年1月26日，有色金属研究院又率先在原经贸委10个国家局管理的242家院所中第一个完成企业登记注册，领回了工商执照。

    有研硅股（600206）今年8月30日披露，公司控股股东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已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22.724万股……

    原来的工业科研院所正准备在市场环境中大显身手。

    种种迹象表明，专制后，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洞察工业产品市场动向的嗅觉更加灵敏。据记者了解，在刚刚研制成功百米铋系高温超导带材后不到一年，超导材料中心就开始转向更具工业价值的第二代高温超导材料———钇系高温超导带材的开发。

    目前，有研院已准备和有关部门合作，组建超导前沿技术实验室。实验室将引进超导领域国际顶尖的学术带头人，负责开发更具工业应用前景的钇系高温超导材料。据记者了解，一位当下就职于美国知名公司的华裔超导课题组负责人已准备应邀回国工作5年，他开出5年的薪金总额是800万元人民币。

    从重大标志性成果———第一根百米长铋系高温超导带材到第二代超导带材，从智力外流到人才引进，有研总院的超导人念着一本将科研推向工业化生产的超导经。迈出实验室是何等艰辛：当年超导课题组为得到一个准确的工艺参数连续测试几个月是常有的事。“别人做一百次试验能成的，我们恐怕要做一千次试验。当时装备不行，控制精度成问题。”有研院的一位科研人员回忆说。

    没有带材扎机的技术方案，高温超课题组就邀请有研总院加工领域的专家帮助反复研讨论证。

    没有大型专用热处理设备，院里也没有合适人选，课题组就在外面聘请热处理炉设计制造专家和他们联合研发，并最终制造出了大型专用热处理设备。

    ■延伸阅读

    1000米的高温超导线材出炉

    2001年12月1日，三条各长1000米的高温超导线材的出炉，标志着我国超导产业化有了重大突破。

    清华大学于2000年投资1000万元，建立了应用超导研究中心，在中心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韩征和博士的领导下，用不到一年的时间研制成功了340米的高温超导线材。此次建成的高温超导线材生产线具有年产200公里的生产能力；所生产的高温超导线材单线工程电流密度大于6000安培／平方厘米。

    高温超导材料的通电能力是普通铜材料的100倍以上，具有制成器件体积小、输电损耗小、重量轻、效率高等特点。它正被广泛地用于研制开发新一代超导变压器、超导电缆、超导电机、超导磁分离装置、超导磁悬浮列车以及核磁共振人体成像仪等超导应用产品。

    1998年，我国在国际上首次克隆神经性耳聋疾病基因。湖南医科大学中国医学遗传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成功克隆了以高频性听力下降为主要特征的神经性耳聋疾病基因，并在国际学术权威杂志NatureGenetics上公布。耳聋是人群中发病率最高的疾患之一。据统计，约有1％的青年出现听力障碍，到60岁发病率增加到10％，在75岁以上的人群中发病率高达50％。严重早发型耳聋约有50％与遗传缺陷相关。整个人类耳聋基因有40多个，现已被克隆的只有5个。

    专家介绍，这一克隆成功具有巨大的科研和开发价值。其成果在临床上用以开展产前诊断，防止神经性耳聋向下代传递，开发基因药物，进行基因治疗等，均具有广泛应用前景。此成果即将应用于门诊。

    克隆成功的以高频性听力下降为主要特征的神经性耳聋基因，已申办了国际专利保护。

    第一口大陆科探井

    位于江苏省东海县境内的中国第一口大陆科探井于2001年8月4日上午隆重开钻。几代科学家想在中国境内打一口科探井的夙愿终于得以实现。

    科学钻探是为地学研究目的而实施的钻探，它是通过钻孔获取岩心、岩屑、岩层中的流体（气体和液体）以及进行地球物理测井和在钻孔中安装仪器进行长期观测，来获取地下岩层中的各种地学信息，进行地学研究。

    如今科学钻探工程的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开钻典礼拉开了这场继人类上天、入海之后，向地球内部开战的人类史上又一壮举的序幕。

　　第一例成人神经干细胞自体移植手术

    一位40岁的女性患者被锐器刺入脑内深达10公分，造成了严重的颅内伤，病人不久出现了脑部双侧压抑受损的精神症状，出现了定向障碍，认知能力受到明显影响。这位女患者被送进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里。

    研究人员抽取出病人脑内的异物后，冲洗异物上附带的碎片脑组织，进行克隆、分离，在病人体外培养出病人的脑神经干细胞。

    2001年6月17日，神经外科医生采用核磁共振扫描导向的立体定向技术，在局部麻醉的情况下，为患者进行了创伤很小的神经干细胞移植。病人术后恢复平稳。

    这是世界上第一例成功完成的成人神经干细胞自体移植手术。这标志着在国际生物高科技革命的竞争中，我国的神经干细胞基础研究和应用已经跨入了脑修复再生医学的新门槛。

    “没有想到，新世纪的第一个春天就是科技的春天。”2001年2月19日，第一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在万众瞩目中诞生。

    当国家主席亲自将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交到埋头苦干了一辈子的科学家手上时，相信很多中国人的视线，第一次长久地停留在了这些早已习惯低调的人身上。他们或许已白发苍苍，可他们仍然在思考世界最前沿、最尖端的问题；他们的表情或许淡然得让很多人意外，可胸中对于科研探索的热情却始终在熊熊燃烧……

　　越是第一越是低调

    众所周知，袁隆平院士是中国研究杂交水稻的开拓者，世界上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第一人。西方世界将杂交稻称为“东方魔稻”。他的成果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且也被认为是解决下个世纪世界性饥饿问题的法宝。

    然而人们所不知道的是，当年袁隆平赴京领取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时，穿的还是一套过时的西装。“他就是这样，从不讲究。大家都劝他买一套好点的西装，好说歹说，他才花800元买了套打折的西装。这成了他每次出席重要会议的礼服。”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跟随袁隆平多年的唐俐回忆。

    吴文俊院士在拓扑学的示性类、示嵌类的研究方面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是拓扑学中的奠基性工作。国际拓扑学领域曾产生过几次影响深远的“地震”，其中一次即由吴文俊引起。多位菲尔兹奖获奖者，在自己成果为数不多的引用中都提到了他的方法。上个世纪70年代，年近60的吴文俊开始研究数学机械化问题，当前国际流行的主要符号计算软件都实现了吴文俊的算法。

    就是这样一位数学界的“战略科学家”，当时经中国科学院推荐准备参评时，“文字材料并不是很厚，可能比现在很多年轻人的材料都要薄。”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所所长，吴文俊的学生高小山感慨。

    得知自己获奖后，吴文俊院士依然很低调：“我个人领这个奖感觉到受之有愧，有很多人比我杰出，他们更应该获得这个奖。”他进一步说：“我们国家有很多成就突出的科技人员，有些人的科研成果影响大，超出了学科范围，甚至超出了科技本身；有些人的成就是世界性的，他们的成果大大增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对于他们来说，某些奖项不足以表达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对于他们成就的感激之情。对于这样的人，国家应当有一个综合的评定。所以，我理解国家最高科技奖有终身成就奖的意思。这与一些科技发达国家的奖项的设立也是接轨的。”

    袁隆平院士也说：“获奖令我深感荣幸，可我更为国家设立这个大奖的英明举动高兴！”

　　设奖要少规格要高

    国家为什么要在上个世纪末进行科技奖励制度改革时，设立500万的国家最高奖呢？显然不仅仅是要制造“科学明星”。

    时任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副主任的刘燕美介绍说，我国在上世纪60年代设立了国家自然科学奖、发明奖，80年代设立了国家科技进步奖，90年代又设立了国际科技合作奖。国家科技奖励为促进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为科技进步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作出了很大贡献。

    “1986年第一次颁发科技进步奖时，当年奖励的项目达1761项，以后每年也有七八百项左右。”国家科技奖励的规范化、科学、公平、公正的评审制度，得到了社会的认可。逐渐地，大家都用奖励来作为衡量一个人、一个单位的贡献标准。因此，也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比如科研人员评职称、评院士，甚至确定退休工资，都和奖励挂起钩来；有的人科研项目还没启动，首先就考虑报奖的排名问题；一些不法分子也以奖励的名义，趁机招摇撞骗……

    自1993年《科技进步法》颁布以来就在酝酿的科技奖励制度改革，似乎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时候。

    1998年，科技部向国务院提交了科技奖励制度改革方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提出：应当加大对科技拔尖人才的奖励力度。

    当时，国家科技奖励特等奖的奖金额度为10—20万，而1994年在香港注册成立的何梁何利基金奖的最高奖———科学与技术成就奖的奖金高达100万港币，远远超过了国家科技奖。

    “我们期望科技奖励制度改革要能够突出对在一线工作的拔尖人才的奖励，一方面要能够真正改善科学家的个人生活，同时又能支持他继续推进科研事业。科技奖励制度改革方案规定，国家最高奖500万奖金中50万归个人，450万用于研究。”对于奖金的划分，刘燕美这样解释。

    1999年7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批转《科学技术奖励制度改革方案》。从2000年开始，新设立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提交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由国务院发布决定，由国家主席签发证书……

　　几分慎重几分认可

    仅有名义和形式上的“最高奖”还是不够的，评审的公平、公正和权威性，才是对最高奖最好的支撑。

    推荐、初评、层层答辩、筛选、同行专家实地考察、汇报考察意见……“记得我们准备好答辩的演示文稿，去请吴先生修改时，他并没有提具体意见，只是说：‘这个事是重要的’，给我印象很深。”似乎是想起了吴先生郑重的表情，高小山露出了笑容，“如果只是和数学界的人竞争，吴先生的成果有相当高的创新度，获奖应该说没有什么悬念，然而和其他领域那么多优秀的科学家一起参评，我们并没有把握。”

    刘燕美也透露了一个细节：“当时对袁隆平院士研究培育的杂交水稻的品质和口感受到了质疑，后来就现场煮了一锅饭请评委品尝……”

    评审委员会除了严格实行专家轮换制度、回避制度外，还采取了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评价指标体系，“最能体现最高奖分量的地方，就是评审专家的普遍认同，通过一次性投票，要求2/3以上评委通过才能获得最终认可。”刘燕美说。

    无可置疑，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设立明显提高了社会对科学家、对科研事业的关注度。“有一次中央台的一个娱乐节目，其中一个问答题就是问当年最高奖的得主是谁，参加节目的小朋友自信地答出来了。”谈到这儿，刘燕美一脸的欣慰……

    新的奖励制度还规定，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只设一、二等奖，每年获奖项目总数从原有的800多项减少到不超过400项。

    新的奖励制度，诚挚地向每一位醉心于科研并有所成就的人致意，在这份敬意中，我们看到了科技在推动共和国不断前进的过程中独有的风采。

    ■延伸阅读

    工人农民站上国家科技奖奖台

    2007年，3名普通工人和农民首次站上国家科技奖的奖台，摘得3项2006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获得2006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的3项科研成果分别是：上海宝钢股份宝钢分公司炼铁厂工人韩明明的“金属检测和自动除铁新技术”、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工人王洪军的“王洪军轿车钣金快速修复法”、河南滑县农民企业家李官奇的“利用大豆饼粕生产大豆蛋白质纤维”。

    1998年，我国研制出全数字高清晰度电视系统。这是我国高科技领域的一项重大成果，完全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它是从发射到接收集数字视频、数字音频、数据和交互式业务于一身的数字传输系统，标志着我国已系统地掌握了这项国际竞相角逐的高技术，奠定了我国电视产业升级换代的技术基础。

    第一个中国3G标准 

    因为没有自己提出的标准，中国在第一代（1G）和第二代（2G）移动通信产业上付出了沉重代价。从基站、交换机到手机，中国移动通信市场的格局基本被欧美通信巨头把持，通信网络建设几千亿人民币的投入中绝大部分被外商赚走。

    2008年8月24日，北京。奥运圣火熄灭。在“鸟巢”场外值勤的奥运志愿者，近在咫尺却无法看到闭幕式的盛况，他们习惯性地拿出TD手机收看起了电视直播，此前16天里“擦肩而过”的那些赛事，他们也都是通过TD手机了解到的。奥运快讯、奥运视频点播、无线宽带上网、手机电视、手机对讲……TD让科技奥运伴随着每个奥运志愿者度过了难忘的16天。

    2008年8月28日，上海。磁悬浮列车遽然加速，疾驰而出，在时速达到431公里/小时的时候，视频电话通了。电话的一端是在列车上采访的记者，另一端是大唐电信集团的工程师，TD-SCDMA通话和视频流畅自如。

    这两个片段的背后，是改写中国移动通信产业进程的伟大突破……

　　截稿前提交方案

    时间上溯到1998年。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40号大唐电信集团一幢白色小楼里，有一群人正在酝酿事后被证明是改写中国电信史的一次大动作。

    因为没有自己提出的标准，中国在第一代（1G）和第二代（2G）移动通信产业上付出了沉重代价。从基站、交换机到手机，中国移动通信市场的格局基本被欧美通信巨头把持，通信网络建设几千亿人民币的投入中绝大部分被外商赚走。

    如果在第三代移动通信（3G）的竞争上，中国民族通信业不在标准上超前，1G和2G的被动局面将会再现。

    1997年年底，国际电信联盟（I鄄TU）向全世界宣布：3G标准提案的截止日是1998年6月30日。对于早已经涉足3G的欧美通信巨头来说，角逐3G市场志在必得。而对中国相关部门和大多数厂商来说，这仍将习惯性地被认作是一次缺席的赛事。

    大唐电信集团不甘心弃权，为之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最终研发提出了TD-SCDMA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提案。1998年初，原信息产业部确定TD-SCDMA成为我国的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并支持其成为第3代全球移动通信标准，参与ITU角逐。此时，距离6月30日的标准方案提交截止日只剩下3个月时间。

    时间相当紧迫，大唐人为此开展了艰苦卓绝、可说在国内前无古人的标准起草工作。直到6月29日下午，时任信息产业部部长的吴基传才在这份名为“TD-SCDMA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建议”的文件上签名。6月30日下午，在截稿前的几个小时，大唐将这份代表中国3G方案的标准发送到国际电联。

　　TD一路突围

    各国一共向ITU提出了15个技术方案。此后的一年半时间里，ITU相继又召开了几次会议，对各种标准提案进行了筛选和技术研讨，大唐代表中国提出的TD-SCDMA一路突围而来，个中艰辛一言难尽。

    面对外国通信巨头“把中国提出的TD-SCDMA标准扼杀在摇篮之中”的企图，中国政府相关主管部门明确表示：如果中国标准不被采用，中国也有足够的市场空间来支持自己的标准，仍然要采纳运用TD-SCDMA！中国政府的坚决支持改变了国外公司的态度。2000年5月5日在土耳其举行的ITU全会上，投票表决结果揭晓：由中国大唐电信集团提出的TDD模式的TD—SCDMA系统，被采纳为国际3G标准之一，与欧洲提出的WCDMA和美国提出的CDMA2000同列三大标准之一。至此，中国真正拥有了第一个电信国际标准！

    掌声响起了，整个会场沸腾了。远隔万里的北京学院路40号也沸腾了！一位华裔美国代表团成员紧紧握住大唐代表的手说：“中国终于有一家公司可以拿着口袋向全世界收知识产权费用了！”国际标准的确立，意味着中国人在一直是由外国人制订游戏规则的全球电信市场上第一次有了话语权，这是中国信息产业历史上的第一次！

　　将产业化进行到底

    TD-SCDMA标准被国际电信联盟采纳，只是TD发展之路的第一步。大唐电信集团深知，标准不实现产业化，就只是空中楼阁上的一纸空文，民族通信业的崛起还远未成功。在政府主管部门的支持下，大唐电信集团开始着力将其推向产业化和商用化的道路。2001年，TD-SCDMA标准被3GPP（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化组织）接纳，成为被全球运营商和制造商认可的标准。

    2002年，大唐电信集团集中优势资产成立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全力进军TD产业。同年，我国发布了3G频率规划，为TDD方式(时分双工方式)共计规划了155MHz频率。3G频率规划的出台为TD-SCDMA发展和应用提供了充足的频率资源，也是我国政府为支持TD产业发展所释放的积极信号，意义重大。

    加快推进TD-SCDMA的研发和产业化，就一定要建立能够推动和保障TD-SCDMA发展的有效机制。2002年10月，在政府相关部门的推动下，大唐电信集团联合8家中国通信企业发起成立TD-SCDMA产业联盟。初步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TD-SCDMA产业联盟在TD-SCDMA的研发和产业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协调作用。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邦国曾对此做出重要批示：“企业自愿发起组成产业联盟，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TD-SCD鄄MA技术的发展，推动产业化进程的做法，我赞成。如获突破，将标志我国从模仿型技术进入拥有自主技术和标准的大跨越，希望能见到这一突破和跨越。”

    此后的两三年，政府相关部门相继启动了TD专项测试工作和TD规模网络技术应用实验，以实现商用为目标全面推动和检验TD的研发和产业化成果。通过这些一环紧扣一环的试验和测试，推动了TD-SCDMA研发、产业化的成熟，也带动了我国移动通信产业链的发展壮大，增强了我国信息产业总体竞争力。

    2007年，大唐移动成功推出商用版本的TD-SCDMA全系列产品和全覆盖解决方案。然而，独木难成林，为了推动TD产业链的发展壮大，作为TD核心技术拥有者和行业领军者的大唐不求独善其身，先后与海内外数十个企业签署TD合作协议，带领产业链上企业携手共进。

    各方的不懈努力，TD终于迎来了试商用的历史时刻。2008年，世界最大电信运营商中国移动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10个城市正式放号。北京奥运会上这些城市的TD消费者已经体验到TD-SCDMA实验网的优质服务。TD-SCDMA经历了奥运大考的检阅。

    ■延伸阅读

    TD商用时间表

    2007年4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韩国SK电讯访问时向北京的大唐电信集团成功拨打首个TD-SCDMA国际视频通话，标志着TD已迈出了国际化的第一步。

    2008年5月，韩国总统李明博莅临大唐电信集团参观了“中韩TD-SCDMA通信合作项目”。

    同年11月，中国移动斥资百亿元在国内28个城市的TD二期设备招标结果出炉

    1998年，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审议并原则通过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汇报提纲。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举行的第一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开展“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的汇报提纲，组建上海生命科学院、组建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组建国家天文观测中心等首批12项知识创新试点工作启动。

    第一个分断能力达到125kA的断路器

    在低压电器元器件中，断路器是最具竞争力的产品，其中塑壳断路器和万能式断路器占绝对优势。HUM8系列塑壳断路器是环宇1998年以后开发的新产品，该系列产品是集微电子技术、新材料、新制造工艺技术为一身的高新技术产品，其技术性能处于国内领先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同步。该产品额定电流从10A到800A，可有效地对电力传输、分配设施及用电设备进行可靠保护，确保用电合理、科学、安全。其特点是体积小，分断能力高，最高分断能力可达125kA，是目前国内该类产品实现的最高分断能力，填补国内空白。

    2000年12月，“环宇”研发的第一种规格HUM8-250A样机终于出来了，他们兴冲冲地带着10台样机，来到甘肃天水长城电器实验所做国际标准的125kA分断能力检测。遗憾的是样机一通电流，便“砰”的一声爆炸了，除了两台作为备份外，8台样机无一幸免。

    环宇人没有灰心，也没有埋怨，请来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天津传动研究所的权威人士帮助分析问题，寻找原因。

    2001年，他们再次来到甘肃天水，结果皆大欢喜，125kA实验全部通过。

    1998 第一架自主研制的先进战机

    二十寒暑砺剑成，一飞冲天举世惊。在我国航空史上，歼10成为第一个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战斗机。从引进模仿到改进创新，国产战斗机终于摆脱了米格模式的影子，走出了自己的道路。　

    11月7日上午10点，第七届中国珠海航展，数千观众屏住呼吸仰望天空。

    两架银灰色歼10战斗机先后起飞，似离弦之箭，划出两道优美的弧线，很快消失在云层中。等到再次出现在大家眼前时，两架飞机已成两条平行线，从遥远的天际俯冲而下，轻巧而飞速地从大家眼前掠过，流线形的机身熠熠发亮。

    在现场的一片惊呼中，歼10飞机增加了垂直上升滚转、小半径水平“8”字、小航线落地等几个高难度动作，并专门以斜筋斗的飞行方式向观礼台致意。

    “歼10飞机的表演非常激动人心，特别精彩！”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所长、现任歼10系列飞机总设计师杨伟说，“歼10飞机还将不断致力于推进系列化发展，让各方面性能更优化更强大，用途更广泛。”

    “勒紧裤腰带也要搞”

    “勒紧裤腰带也要搞！”要造21世纪先进的战机，就是从这句豪言壮语开始的。

    上世纪80年代，相关部门提出要造一架适用21世纪的先进战机，而这样一架自主研发的战机，其所需的人力物力远远超出当时的国力所限。但当时国家领导人听后，极具远见地批示了这么一句话。

    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是歼10飞机上马的决策者。1982年，他听了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邹家华的汇报后，提出投资5个亿，要搞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飞机。

    1986年1月，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下发文件，批准歼10立项研制，代号为十号工程。研制任务交给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业内也称611所)。

    当时，国外先进的第三代战机开始装备并应用实战，而我国航空工业面临的现状是水平低、基础差、人才断层明显，军用战机落后国外先进水平不止一个20年，就是在这样的起点上，新型战机研制的先驱者们开始了一项伟大的创举———研制适应跨世纪作战环境的第三代歼击机。

    “要研制自己的飞机”

    据说，在歼10立项研制之前，有人希望通过国际合作,请外国人帮助研制新一代战机，但由于战斗机是国防能力的集中表现,西方发达国家对我们严密封锁,外国专家一句话没说便扭头走了。

    “以前我们的飞机研制都希望请外国人来参谋参谋。”但在歼10飞机的研制过程中，国家要求研发人员一切以我为主。

    据杨伟介绍，从第二代战机到第三代战机，跨越非常大。从气动外形布局到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从综合化航电武器系统到计算机辅助设计，歼10飞机完全“脱胎换骨”。

    据说，歼10飞机与其他第三代战机有过实战演练：两架歼10战机与“敌”机在长空较量4个回合，均先“敌”发现、先“敌”锁定、先“敌”开火，空战对抗取得4∶0的全胜战绩。

    身形矫健的歼10采用了和过去完全不同的气动外形，机头多了一对被称为鸭式翼的小翅膀。

    要做灵活动作，就要求战机不稳定，而飞行的安全又要它稳定。“这两个是一对矛盾，要取得折中靠什么呢?就是靠鸭式翼，再加上电传操作，灵活性与安全性歼10都具备了。”杨伟说，这种全新的气动布局达到了良好的翼身融合，尤其是真正实现了“无忧虑操作”和“双手不离杆”，达到了一种随心操作、人机合一的境界。

    更值得一提的是，歼10机头直径比较大，这意味它可以载的雷达孔径就比较大了。雷达孔径大了，探测距离就会远，可以携带中距、中远距的拦射导弹，或者带着近距的格斗弹在空中作战。

    通过几千次的试飞，歼10战斗机实现了我国战机从第二代向第三代的跨越。它是我国航空史上，第一个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战斗机。中国的航空工业从引进模仿到改进创新，终于摆脱了米格模式的影子，走出了自己的道路。现在世界上能够独立制造战机的国家只有4个，美国、俄罗斯、法国和中国。

    “给中国人壮胆的飞机”

    试飞员身穿橘红色飞行服，走向战机。点火、滑出、加速、拉杆，飞机跃出地平线，刺向蓝天。20分钟后，新型战机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平稳降落在跑道上，整个机场一片沸腾。

    1998年3月23日，歼十首飞成功。当晚，研制现场变成了欢乐的海洋。

    经过12年日日夜夜的努力，歼10飞机终于翱翔天空，应该说这是航空工业几代人努力的结果。歼10作为中国空军历史上最富传奇和神秘色彩的歼击机，倾注了太多人的心血和情感。

    从事这项工作的航空人不计名利，甘守寂寞，十几年如一日，默默地工作着。其间，江泽民同志也曾到现场视察，为默默奉献的歼10工作者而感动。在现场，江泽民同志动情地说了一段话：这些年，你们在这里静悄悄地、不声不响地、坚持不懈地日夜操劳着，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架飞机是给我们中国人壮胆的飞机！

    “18岁长大参军了”

    2003年12月1日，试飞员李中华向“低空大表速”极限值发出挑战。他从万米高空以向下25度角度，全加力、超音速状态向下俯冲。到距地面不到千米时，他拉起杆，飞机机头瞬间扬起，重新驶入天空。

    这一飞，创造了国产飞机在大气层最快飞行速度的纪录———超过了运载“神六”的火箭在大气层中1300公里／小时的速度。随后，歼10还成功完成了空中启动和空中对接加油。

    对于时速上千公里的战斗机来说，进行空中加油，必须保持相对静止。尤其是授油机，要克服加油机尾涡气流的影响，将授油机探头套入只有碗口大小的目标，难度之大，风险之高，无异于飞镖穿针眼。

    影片《绝密飞行》就为我们再现了加油机漏油的后果，油料泄漏，一旦遇到火花，后果不堪设想。是否掌握空中加油技术，关系到战机的作战半径。所以，这是世界航空大国秘不外传的核心技术。

    其实，歼10是我国第一架从设计时，就开始考虑空中加油这项功能的战机。“作为一种防御性武器，如果一旦有了空中加油能力，它的进攻性就很强了，不光是对海对地的攻击能力，还具备攻势防空的能力，也就是说夺取制空权的能力就会增强。”

    2003年12月25日，歼10发射的导弹喷吐着长长的火舌，直接钻进靶机尾喷管里，凌空爆炸。至此，国产第三代战机的定型试飞画上句号。定型不久，中国第三代新型战机歼10便开始装备部队。从1986年的第一张草图，到长大参军，歼10刚好18岁。

    我国战斗机的研制，从仿制到引进再到自主创新，贯穿于改革开放30年，实实在在地迈出了三大步。这期间，某特种飞机、数据链、电子战飞机、空中加油机等一批关键装备陆续填补了空白，武器装备体系逐步配套完善，中国空军的现代化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30年前，相控阵雷达、三代机、特种飞机这些遥不可及的信息化装备，今天变成了事实，并成为战斗力的主体，正是改革开放圆了空军几代官兵期盼腾飞的梦想，推进以信息化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军事变革。

　　■数说歼10

    0 歼10飞机试飞中虽然也出现过不少故障和问题，但保证了飞行安全，没有发生过等级事故，创造了第三代战机试飞“零坠毁”世界奇迹，试飞安全性好于国外大部分同类飞机。

    6 李中华创造了该机最大飞行表速、最大动升限、最大过载值、最大迎角、最大瞬时盘旋角速度、最小飞行速度等6项“之最”。

    9.09 当飞行员在飞行中受到比较大的正加速度作用时，眼睛会感到发黑，看东西模模糊糊，甚至什么也看不见，这就是黑视。据统计，引起黑视的加速度最低值是2.9G，最高值达9.1G，大多数人在5G左右。李中华在歼10试飞中曾达到了9.09G过载

    2002年10月23日，第三军医大学宣布，中国首例数字化可视人体（Chinesedigitizedvisiblehuman)完成，并向国内外公布这套“中国可视人”数据集。这一成果为中国乃至整个东方人提供了一部目前最为系统、完整和细致的人体结构基本数据和图像资料，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本国可视化人体数据集的国家。

    据介绍，有了“可视人”，可以提高人体影像学的精确度，为疾病诊断、新药开发和外科手术方案提供参考数据。同时，“可视人”还可广泛应用于航空、体育、汽车、建筑、机电制造以及影视制作等与人体结构直接相关的行业。目前，全世界只有美国和韩国掌握了“可视人”技术，拥有自己的可视化人体数据集。中国的这项研究成果为整个标本的连续断面，无节段性数据缺损，断面图像分辨率达630万像素，断面厚度达到0.1毫米，在设备的先进性，数据的完整性、代表性和精确性上都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使中国正式成为第三个拥有本国可视化人体数据集的国家。

    第一台自主知识产权网络计算机

    2002年11月5日，经过1年时间的测试、实验和软件开发，中国第一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网络计算机在北京推出，该产品从中央处理器到系统、应用软件等核心系统均为“中国制造”。

    由神州数码公司联合国内企业推出的网络计算机，采用了国产“方舟”牌嵌入式中央处理器，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均由国内厂商提供，是地道的“中国牌”网络计算机。

    网络计算机是一种专用于网络计算环境下的客户机，其应用程序和数据都存储在服务器上，不需硬盘、软盘、光驱等外部存储器，是一种无噪音、微型、高性价比的网络接入设备。与个人电脑相比，其主要特点：一是廉价；二是安全。据统计，两台网络计算机的价格与1台低价个人电脑的价格相当，其运用维护费用也仅相当于个人电脑的一半。同时，网络计算机因为存储设备统一设置在服务器上，有利于进行安全管理。

    随着电子政务、网络教育和企业信息化的推广，在中国出现了对网络计算机的大量需求。统计显示，3/5的使用者并不需要传统个人电脑所提供的强大功能，在中国推广网络计算机的时机已经成熟。

　　第一次合成镅-235

    1996年8月，由中科院近代物理所和高能所合作，在世界上首次合成并鉴别出新核素镅-235，使中国新核素合成与研究进入另一个重要核区———超铀缺中子区。自然界中，铀的原子序数（92）最大，原子序数大于92的元素称为超铀元素，供研究和应用的全部超铀元素都是人工合成的。寻找并研究超铀元素对于核能的发展利用，扩展元素周期表、预言更重原子核的结构、探索天体起源、扩充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识，都具有重要意义，一直是世界各国科学家追寻的目标之一。镅的同位素链应该有16个核素，从镅-232到镅-247，尚存在着233、235和236三个未知环节。近20年来，世界上一些著名核物理实验室都努力接续这些环节，但一直未获进展。

    实验是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质子直线加速器上，用35MeV质子轰击钚-238靶完成的。使用氦喷嘴及毛细管传输技术收集反应产物，热后用快速化学分离除去裂变碎片，再将镅从剩余产物中分离出来，制成样品测量。通过近百个样品的测量分析，确认镅-235已合成，并测出其半衰期为15±5分钟。

    自90年代初中国首次合成新核素以来，核素图上已有8个空白被中国科学家填补。其中多在重质量丰中子区，只有镅-235处在超铀缺中子区。

    1996年6月在洪国潘研究员的领导下，中国科学院国家基因研究中心在世界上首次成功构建了高分辨率的水稻基因组物理图。

    根据中国的国情、未来农业发展的需要和当今国际基因组计划研究的趋势，国家科委于1992年8月正式启动实施水稻基因组计划，并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科学院国家基因研究中心。水稻基因组计划是一项最终在分子水平上解开水稻全部遗传信息的研究计划。水稻基因组由12条染色体组成，总长度为4.3亿核苷酸。水稻基因组计划包括三大核心内容，即水稻基因组遗传图、物理图的构建和DNA全顺序的测定。世界上很多国家在从事水稻基因研究，其中日本已于1994年构建成功了水稻基因组遗传图，从而使构建水稻基因组物理图成为集中的研究内容和竞争的焦点。根据物理图，能够解开水稻的全部遗传信息之谜，而且通过定位克隆等技术，可以高效而系统地为农业遗传育种提供所需的重要基因及有关信息。

　　第一家商业网站

    在形形色色的网站“乱花渐欲迷人眼”的今天，回望第一家网站青涩的成长经历，尤其令人感慨。尽管少不了摸索和坎坷，这颗燎原的星星之火，无疑引发了我们生活方式的质变。在被网络的魅力所征服之后，很多普通人现在成为网络的构建者，一个前所未有的精彩世界，在我们眼前展开……     

    对于现在每天都与互联网纠缠不清的人来说，没有网络的日子，似乎已经是上辈子的事了。也许很多人都无法相信，中国第一家商业网站的诞生，不过是十年出头而已。

    1995年10月31日，张朝阳特地选择自己31岁的生日从大洋彼岸登上飞机。回国创业的决心，让这个刚过而立之年的生日更多了一份“新生”的意味。

    1996年8月,ITC爱特信电子技术公司(北京)有限公司正式注册。年底，张朝阳花了两万元人民币“攒”了一台服务器,并把这台服务器放到了北京电信(现在是北京网通)刚刚建成的主干网上———这是中国的第一台商业服务器托管,也是中国的第一家商业网站。

　　踏着潮流的浪花走

    1994年,张朝阳在麻省理工大学的实验室里被当时的“互联网”的奇妙所震撼。

    “事实上,那时是一些校园内部网之间的互联,也不叫互联网,而叫‘信息高速公路’,”张朝阳回忆说,“我们已经可以通过unix代码和电子邮件进行网上交谈,虽然不像现在有图文界面,但即便如此简单的应用,网络的这种独特魅力也已经让我下定决心,不走正常的道路,而是去创办网络公司,回国创业。”

    “那时我就觉得,当今时代有两大趋势———顺应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两个潮流,一是信息高速公路时代的到来,另一个是中国作为全球大国的崛起”。

    这两句英文被张朝阳写在了他的第一份商业计划书———“中国在线”的封面上。

    1996年7月,张朝阳正式开始了他的融资之旅。

    “那两三个月里,我经常往返于中国、纽约和波士顿之间。”张朝阳无比感慨地说,那个时候美国的风险投资人根本不相信远在中国的创业者。

    为了给投资人打电话,他在美国大街上的公用电话亭排队,他甚至尝到过被投资人赶出办公室的狼狈滋味。这个时候的张朝阳,为了拿到融资而忍受了颇多美国投资者的耍弄。“他们把我耍得团团转。”张说。

    “最终经过很长时间的接触才确定了三个比较有兴趣的投资人，而我已经被折磨得很厉害了。可能是因为当时我很年轻,气势很强,做事情也很专注,他们三个可能就是被我眼中流露出的对成功的欲望所吸引,才给我机会。事实上,也是在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的引荐下,我才得到了第一笔天使投资。”

    这是爱特信公司获得第一笔风险投资,投资者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主任、《数字化生存》的作者尼葛洛庞蒂教授和斯隆管理学院的爱德华－罗伯特教授。

    这笔对张朝阳来讲重要之极的投资共有22.5万美元,尽管最终只有17万美元供他创业,但他终于可以开始做他想做的事了。

　　在摸索中活下来

    可是，具体到做什么样的业务、怎么做,又成了摆在他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

    他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对此进行探索,做技术提供者,还是做信息提供者？

    防火墙软件是他第一个想到的项目,还与以色列的公司进行过接触。他也考虑过为本地企业做一些网页设计,但最终,他决定还是先做一个网站。至于这个网站开通后在上面放些什么内容,用张朝阳的话说,是“用了之后一年的时间来探索”。

    当时张朝阳的股东之一尼葛罗庞蒂还投资了美国的另一家互联网网站“热连线”。正是“热连线”最初发明了网络广告的商业模式。

    这也给张朝阳带来了很大启发,他去美国拜访了“热连线”。当时的“热连线”雇用了大量记者去采写新闻,他们写了大量高质量的短文章,图片新颖,报道方式也与当时的报纸杂志不同,特别适合数字化时代人们的阅读习惯,流量非常大。

    但经过了短暂的合作后张朝阳发现,这种运作模式的成本也非常巨大,在他看来,这样的成本支出根本不是爱特信这样的新兴公司所能承受的。张朝阳开始思索,是自己在网站上做内容,还是建立一些链接,让访问者能够借此看到更多信息？

    他尝试着将内容用超链接的方式列在自己网站的一个栏目里,居然收到了出其不意的良好效果。

    “很多人都去看,这样我就不用做内容了,直接罗列。”张朝阳很兴奋,这充分发挥了互联网的本质———超链接。“事实上,互联网之所以能够迅速膨胀,就是靠了超链接。”

    这些链接在当时的爱特信上也有个自己的名字“赛博空间”,后来改名为“指南针”,链接的流量已经越来越大,链接上开始有了各种内容,包括新华社的新闻。“那个时候上爱特信的网民直接看到的就是超链接这个频道。”张朝阳说。

　　成长，不可阻挡

    1997年的一年里，爱特信信息平台上的内容成为中国主干网CHINANET（163）上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1998年2月，爱特信公司成功地引进了英特尔和IDG等国际公司共220万美金，正式推出“搜狐”产品,并更名为搜狐公司。在张朝阳的领导下，搜狐历经四次融资，于2000年7月12日，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挂牌上市。

    谁又能想到，仅仅6年之后，“中国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工程”获得重大创新成果：建成并稳定运行全球第一个、也是规模最大的纯IPv6互联网主干网。

    在IPv6的设计过程中除解决了地址短缺问题以外，还考虑了在现有的IPv4协议中解决不好的其他一些问题，主要有端到端IP连接、服务质量、安全性、多播、移动性、即插即用等。

    “中国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工程”的成功，为提高我国在国际下一代互联网技术竞争中的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首次在全国主干网大规模使用国产IPv6路由器，采用率达到80％，这对摆脱互联网领域依赖国外核心设备的被动局面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截至2008年6月底，我国网民数量已达到2.53亿人，宽带网民数达到2.14亿人，手机网民规模达到7305万人，CN域名注册量达1218.8万个，网站数量持续增长至191.9万个。

    现在，我们正大踏步地迈向提倡个性化的Web2.0时代，个人不再作为被动的客体而是作为一种主体参与到了互联网中，个人在作为互联网的使用者之外，还同时成为了互联网中主动的传播者和生产者。在越来越多的地方，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与“网”同在。

    ■延伸阅读

    完成中国顶级域名注册

    1990年11月28日，在王运丰教授和维纳?措恩（WernerZorn）教授的努力下，中国的顶级域名.CN完成注册，钱天白任行政联络员。从此在国际互联网上中国有了自己的身份标识。由于当时中国尚未实现与国际互联网的全功能联接，中国CN顶级域名服务器暂时设在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

　　拥有全功能Internet

    1994年4月20日，建立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科院之间的中国第一个互联网网络与国际互联网连接成功。从此中国被国际上正式承认为真正拥有全功能In鄄ternet的国家。此事被中国新闻界评为1994年中国十大科技新闻之一，被国家统计公报列为中国1994年重大科技成就之一。

    上世纪80年代，我国花巨资购买的IBM服务器要放在专门的“玻璃房子”中，中国人不得入内，以方便美国专家24小时监控，美国专家的监控日志还要定期上交给美国政府审查。凡此种种，就是为了防止中国人将高性能计算机用于非民用目的。

    面对这样的形势，时任浪潮技术副总工的孙丕恕领军成立一个部门，开始独立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浪潮小型机服务器产品。他带领“小分队”将国外厂商废弃不用的小型机服务器一遍遍的拆卸，一遍遍的组装，终于弄明白了构造原理，确定了有关服务器的技术参数。功夫不负有心人，1993年3月，浪潮终于研发出中国第一台服务器———SMP2000。SMP2000的问世打破了国外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应用限制，降低了服务器市场的产品价格，使得服务器在中国的广泛应用成为了可能。

    第一根中国部分连入Internet的专线

    1993年3月2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租用AT&T公司的国际卫星信道接入美国斯坦福线性加速器中心(SLAC)的64K专线正式开通。专线开通后，美国政府以Internet上有许多科技信息和其它各种资源，不能让社会主义国家接入为由，只允许这条专线进入美国能源网而不能连接到其它地方。尽管如此，这条专线仍是中国部分连入Internet的第一根专线。专线开通后，国家基金委大力配合并投资30万元，使各个学科的重大课题负责人能够拨号连入高能所的这根专线，几百名科学家得以在国内使用电子邮件。

    第一条海底光缆

    1993年12月15日，中国的第一条海底光缆———从上海南汇至日本九州宫崎、全长1252公里的中日海底光缆正式开通。这条海底光缆系统通信总容量达7560条通话电路，相当于建于1976年的中日海底同轴电缆的15倍以上。中日海底光缆的开通，使中国国际通信能力增长80%%以上。

　　第一款国产笔记本电脑

    在进入21世纪的前夜，中国IT界各企业纷纷选择了适合自己的品牌化道路。联想、长城、同方、方正，这些IT企业的发展都遵循着类似的思路：技术创新，打造民族品牌，产业报国。

    倬彼云汉，昭回于天。———《诗－大雅－云汉》

    明亮耀眼的太阳，充满希望，谓之昭阳。

    1995年，第一款“中国品牌”的笔记本联想昭阳S5100诞生。

    “打上中国自己的品牌”

    外资笔记本独霸市场的九十年代，作为第一款“中国品牌”的笔记本，其背后的故事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生动。台湾代工厂商的产品雏形，联想添加些自己的需求，例如手写板、改进外观、加入自己的软件，最重要的是———打上联想的品牌。

    这是平常我们理解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品牌”吗？联想并不讳言谈这一点：“早在1992年的时候就成立了笔记本研发小组，但1995年的时候，我们的技术并不成熟。我们只是有这个意识，要做自己的产品规划、研发和相关准备。”当时负责笔记本产品、现任联想集团副总裁的杜建华这样说。

    1995年，一台笔记本的价钱是4到5万元，是一台台式机的5倍。在那个只有少数行业客户能用得起笔记本的年代，联想看到了笔记本的发展前景。“我们认识到笔记本是电脑未来一个发展方向，因为这是人们喜欢的。”杜建华说，虽然从联想的整个研发力量来看，笔记本是花钱最多的，但其作为一种战略、一种未来趋势还是值得的，事实证明，联想人在十几年前的预见是正确的。

    于是昭阳S5100的诞生，成为联想进军笔记本市场的第一步，也让1995年成为中国笔记本电脑的元年。

    在成为中国笔记本电脑市场销量的冠军后，联想第一款全程自主研发的笔记本的上市，则是在10年后的2005年。对此，杜建华这样评价：“这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

　　“只有自己彻底走一遍才知道”

    2004年2月的一个清晨，联想集团笔记本系统设计经理袁康来到公司。他有点紧张，又有点豪情万丈。9点钟，他要和同事一起向老板汇报一个他进入联想以来最重大项目———昭阳A600的研发计划方案，报告的成功与否，关系到中国第一台全程自主研发的笔记本电脑的上市计划。

    整个晚上，他们都窝在公司的会议室里，核对项目时间表、新技术、新功能、研发风险等明天汇报的内容。在持续讨论了6个小时之后，一份70多页的PPT完成，一行人走出公司的时候，已经是早上4点。

    也许是准备充分，也许是公司投入研发的决心已定，汇报出奇地顺利，各项内容也几乎都得到了公司的认可。“当时就算没有说立军令状、写血书那么夸张，可我记得很清楚，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些团队的负责人，也是拍了胸脯承诺这件事一定要完成的。”袁康说。

    作为一个产品级的投入，昭阳A600对当时的联想来说是史无前例的。上市时间已经敲定了，2005年3月15日，第一款全程自主研发的笔记本必须摆上货架，这个时间时刻萦绕在每个研发成员的心里。虽然之前有相关的研发准备，但这一次，要“用自己的脑袋想，再用自己的手去做一款能够批量上市的笔记本”，联想是否有这个制造能力呢？

    笔记本结构、功能、外观的整体ID设计，草模画图，软件编写，第一次样机生产测试，……研发工程被分成了无数个细小的工作，项目进度表上的任务一点点按计划完成，终于，袁康等到了去深圳进行第一次样机小批量生产的日子。而在此前，联想的结构工程师已经早早来到深圳，进行模具开发的试模工作。先用塑料做一个笔记本外壳模型，再用钢、铝等不同材料浇筑形成外壳，为了不影响工厂白天的正常生产，这样的工作都放在晚上进行。空旷的厂房里，几个结构工程师跟着工厂的老师傅看试模结果，提意见、核算、再试模、再提意见、再核算，已经持续了1个多月。

    2004年9月的深圳已是秋高气爽，但闷在合作工厂高温间里几个小时的袁康却有点透不过气来。为了进行样机的加严测试，需要将笔记本的工作温度调整到35—40摄氏度。密封的房间里，一台电热吹风机一直呼呼地吹着暖风，袁康和同事们站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盯着100台笔记本的运转。

    突然，2、3台笔记本的屏幕刷地一下变黑了！大家赶紧跑到机器前确认———显卡真的出了问题，屏幕不亮了。在等待复现的过程中，同事们开始了讨论：究竟是哪儿的毛病呢？

    设计原理图，没错。软件设计，没错。主板，没有问题。显卡？也是好的……“焊盘！是焊盘的问题！”在用排除法等各种方法忙活了半天后，袁康他们终于发现了其中的症结所在：在主板上，7颗螺钉锁住了一个散热模块，而这7颗螺钉的安装顺序大有讲究，由于之前没有留意，才会造成主板的受力不均。“我们原来可能没意识到这么细致的问题，但这种东西只有自己彻底走一遍才知道。”袁康在回想起那7颗“闹心的”螺钉时这样说。

　　“我们知道游戏怎么玩儿了”

    2005年3月15日，昭阳A600上市了。作为第一款全程自主研发的国产笔记本，A600运用了很多当时刚出来的技术：蓝牙、I盘设计保障用户安全、可反转的摄像头、硬盘保护装置……“让我们觉得最骄傲的是，现在看来，那台机器做正常的office应用依然足够，轻薄性、功能性依然不输于现在的很多笔记本。”袁康笑着评价。

    回想起当年的工作，袁康这样说：“那个时候的心理压力是有，但还不是那么明显，因为我们感觉是一个团队一起在战斗。但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够紧张的。”从2003年4月到2004年4月，五一、十一、元旦、春节四个大假期，大部分人只休息了其中的一个。那个时候，袁康31岁，而整个研发团队的平均年龄还不到30岁。

    这个年轻的团队改变了联想。在此之后，联想开始了与ODM厂商（原始设计制造商）的深层次合作，开始指导供应商做自己需要的产品，而不是像过去一样在已有的设计雏形上修修改改。袁康做了这样一个比喻：这个游戏你没玩过，你只能跟着别人玩，你买的东西贵在哪里、好在哪里你都不知道。你要有话语权，必须要知道游戏怎么玩，对整个过程很清楚，而了解的最好方法是经历过整个流程，明白其中的关键点。

    从1995年的第一款“中国品牌”的笔记本昭阳S5100，到2005年第一款的昭阳A600，联想经历了10年的历程。谈起这10年来研发的道路，联想集团副总裁杜建华这样说：“我们搞研发的目的不是为了提高研发比例，而是为了自己的产品比别人好、性价比比别人高、能够占领更大的市场，这一点始终不变。”

    研发为了市场，这是联想的发展轨迹。

    1982年，IBM电脑被美国的《时代》杂志封为年度风云机器。2004年，联想收购IBM全球PC业务。2007年，联想进入全球500强。20年来，长城、联想、方正、同方，我国的电脑行业企业大多从最初的代理产品开始，发展壮大。这一个个令中国骄傲的名字背后都蕴含着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道理：创新、把握市场，才能走在时代的前沿。

　　■延伸阅读

    地下室里诞生的PC

    1984年，原电子工业部计算机管理局从科研经费中拨出30多万元的专项费用，并从电子部下属单位抽调了10几个平均年龄只有24岁的技术骨干，组成了“微机开发小分队”。他们在北京马甸桥附近祁家豁子的一个招待所里租了几间房子，计算机局提供了几台做实验用的机器。平时谁也不回家，吃住都在招待所里，每人每天就一块钱的生活补贴，但却要经常通宵干活。1985年4月，第一台长城0520CH微机的样机就在北京南礼士路招待所的一间地下室调试完毕。开机、启动，屏幕上彩色的图形显示、清晰的汉字字符，都令小分队成员们喜极而泣。

    我国第一台球形环装置SUNIST(Sino-UNItedSphericalTorus)于2003年4月5日建造成功，顺利通过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对“低环径比托卡马克的理论和实验研究”重点基金项目的验收。

    球形环又称球形托卡马克、低环径比托卡马克，简称ST。环径比为等离子体大半径与小半径之比。环径比低于1.5的装置为低环径比托卡马克，在原理上很不同于传统托卡马克的装置，它具有很多的优点，可望以较小的尺度建成聚变堆。

    该装置从建造到运转都十分顺利。这一成绩是物理所在国内率先开展并长期坚持高温等离子体和受控核聚变研究的延续，已引起国际聚变界的极大关注。

    第一辆燃料电池轿车

    喝氢排水，氢能以“零排放”带给人们新的希望———即便将来世界上一滴汽油都没有了，我们还能用清洁的氢源燃料电池开车。但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化不是百米冲刺，而是厚积薄发的长跑，我国正奔跑在世界赛场的前列……

    2008年西半球的冬天有点冷，美国三大汽车巨头在“寒风”中等待救援。

    经过多日的激辩，美国国会决定启动250亿美元用于促进节能汽车开发，以解燃眉之急。

    就在此时，11月27日的中国西部山城重庆却气氛热烈，国家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大规模推广应用工程在此拉开帷幕。

    重庆市率先政府采购10辆长安杰勋混合动力汽车，长安汽车集团预计投入100亿元用于科技创新，以加强混合动力技术、氢燃料、纯电动、生物燃料等领域的研究。

    作为一种新型的动力系统，新能源汽车曾因遭到怀疑和非议彷徨不前，甚至有一些跨国公司半途而废。而我国新能源汽车项目从2001年起步，一路走得非常坚定。

    “在世界汽车工业爬坡的时候，就看得出谁具有巨大的动力，谁能够战胜当前的困难，谁能够走在世界的前列。”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作为资深汽车专家深谙此道，他的话语掷地有声。

    正是新能源汽车技术的大步跨越，为我国汽车企业安度危机、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引擎。

    超越的眼光

    2003年8月7日，一辆外观普通的桑塔纳2000轿车在同济大学校园内奔驰，顺利通过了科技部的验收。与众不同的是，这辆轿车安装的不是普通的内燃机，而是我国自主开发的燃料电池动力平台———这就是我国第一辆燃料电池轿车样车“超越一号”。

    “超越一号”的主持人是海外归国科学家、现任科技部部长万钢。

    2000年，当万钢决定回国时，除了“怂恿”他的几位校友和科技部官员，没多少人能理解。在德国奥迪公司打拼十年，坐上了高级技术经理的职位，却要“回家”开辟新事业，难免让人百思不解。

    然而，万钢的眼光更深邃。回国之前，他向国务院提出了开发洁净能源汽车，实现中国汽车工业跨越式发展的建议，得到科技部等部委的重视和支持。

    “清洁能源汽车尚未形成新的工业体系，我国有机会实现重点跨越。自主研发的新能源汽车，将来一旦进入国际市场，绝对没人敢说有知识产权问题。”万钢的目标就是，独辟蹊径，振兴我国的民族汽车工业。

    2000年年底，万钢受科技部之邀，以首席科学家的身份回国，担当国家863电动汽车重大专项总体组组长，受聘同济大学并成立了新能源汽车工程中心，主持汽车新能源技术的研究。

　　超越的智慧

    当时，国内燃料电池汽车研究领域一片空白，国外则封锁关键技术，确定技术路线是难上加难。项目启动时，万钢先组织了“全球资源条件下上海市发展洁净能源汽车的资源调查和发展战略研究”课题，摸清国外技术情况、分析上海产业优势后，研发团队心中才有了数，也少走了许多弯路。

    经过慎重比较分析后，研发团队决定采用以燃料电池发动机为主要动力源，并配以高功率的锂离子电池，这个“电-电”混合方案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回收汽车下坡和制动的能量，并提高燃料电池工作可靠性。

    在制氢方面，通用、奔驰等国外燃料电池轿车刚开始是利用汽油或甲醇在车上重整制氢以及液氢等供氢方式，同济大学则直接采用压缩氢的车载供氢方式，并提出利用上海钢铁、化工工业副产气体制氢的思路。事实证明，这些技术路线后来逐步为国外汽车公司所采用。

    其实，在“超越一号”的项目攻关过程中处处闪现了原创的“智慧之光”。执行节点检查，引入竞争机制，实施项目监理制，这些创新机制加快了研发速度。作为863电动汽车重大专项总体组组长，万钢还确定了电动车研究“三纵三横”的布局，包括了纯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的所有关键零部件和整车厂商，从新一轮汽车工业体系上谋篇布局。

    “虽然我们没有最好的零部件，但是这种协同开发，通过整车牵引达到共同发展，是我们的一个优势。”万钢说，现在算起来，“十五”期间国家投到燃料电池的研发费比通用公司一年的投入还要少，但创造的效益并不逊色，这就叫“四两拨千斤”。

    超越的速度

    看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马拉松比赛顺利结束时，同济大学汽车学院院长余卓平长长地舒了口气，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观赛最让他揪心的是那辆自己亲手研制的马拉松赛事先导车，这可是燃料电池车头回儿亮相奥运赛场。

    令他满意的是，整个比赛过程中，燃料电池汽车圆满完成任务。特别是8月17日女子马拉松比赛是在大雨中进行，燃料电池动力系统的可靠性成功地经受住了考验。

    “超越一号”“超越二号”“超越三号”、新一代燃料电池轿车……8年间，我国燃料电池汽车靠自主创新，大步追赶初期国外同行领先数十年的发展。

    2003年，“超越一号”亮相第五届上海国际工业博览会，一举获得此次盛会的创新奖。国外花了十几年研制出来的同类产品，我国只用2年就完成了。

    2004年6月11日，全部采用863项目承担单位自主研发关键零部件的“超越二号”第一次驶出了实验室。此时距“超越一号”在同济大学起跑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同年10月，“超越二号”参加了在上海举办的第六届必比登清洁能源汽车挑战赛。首次登台就以5项优秀成绩，令许多国外汽车巨头刮目相看。

    2006年6月11日，在法国巴黎举行的第八届必比登清洁能源汽车挑战赛上，我国自主研发的燃料电池轿车“超越三号”顺利通过全部比赛程序，取得4个A的好成绩，在燃料电池汽车组拔得头筹，这标志着我国燃料电池汽车技术跻身世界前列。

    紧接着，新一代燃料电池轿车瞄准了北京奥运赛场。经过半年多的攻关，余卓平所在的研发团队与关键零部件和整车生产商，解决了70多个实际应用上的难题。由上燃动力、同济大学和上海大众共同开发的20辆帕萨特领驭燃料电池轿车作为赛时公务用车，在奥运会上一显身手，向世人展示了自主创新的魅力。

    超越的未来

    在北京奥运会上，595辆绿色环保汽车成功地完成了奥运史上新能源汽车最大规模的示范运行。17天里，这些电动汽车累计运行202.44万公里，载客达163.05万人次，公务车执行任务654车次，并取得了零安全事故、重要事件零故障率的优良表现。车辆的安全性、可靠性、稳定性良好，性能指标国内领先，并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建立了科学、完备的新能源汽车运行保障体系。

    奥运会上的成功“练兵”，坚定了国家推动新能源汽车发展的信心，也让百姓对新技术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正在成为市场新的经济增长点。

    “掌握了核心技术，就可以自主、快速地推进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万钢表示，“十一五”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重大项目将把近期、长期规划合并起来，形成“平台战略”的概念。所谓“平台”就是指一个国家项目产生的技术成果，所有的整车厂都能共享。

    目前，科技部正在组织实施国家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大规模推广工作，计划在国内10个以上有条件的大中城市，连续3年在公交、出租、公务、市政、邮政等领域率先推广使用，使我国到2010年节能与新能源示范车达到6万辆。

    新能源汽车已经上路，满载着希望悄然驶向未来。

　　■延伸阅读

    燃料电池汽车在路上

    大连：2006年8月17日，两辆燃料电池观光示范车开始在大连市星海广场投入试运行。

    该车融入数十项自主知识产权发明专利，以氢燃料电池为主动力，以蓄电池为辅助动力，配置多种安全保护措施。车上配有车载电视，乘客可以通过随车播放光盘了解燃料电池技术。

    上海：2007年11月15日，国内首座燃料电池车加氢站在上海安亭国际汽车城正式开业。

    加氢站的外观和加油站并没有什么区别，工人给汽车加氢的方式也和加油并无二致，只是前者把能源注入的是汽车储气罐，而非油箱。该加氢站的最大存储容量可达800公斤氢气，可连续为20辆燃料电池轿车和6辆燃料电池公交车加注氢气

    2003年3月31日中国首例成人胰岛细胞移植治疗Ⅰ型糖尿病在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获得成功。接受手术的患者彻底摆脱了使用长达9年的胰岛素。

    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糖尿病在临床上分Ⅰ型和Ⅱ型。其中Ⅰ型糖尿病属胰岛素依赖型，这类患者由于胰岛中分泌胰岛素的细胞受到破坏，必须每天人工注射胰岛素，以保持糖代谢稳定，维持生命。临床上通常采用的内科治疗方法无法逆转其发病过程，唯一的根治手段是进行成人胰岛细胞移植。

    由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副院长谭建明领衔的课题组，独创性地确定了经门静脉肝内移植胰岛细胞的最佳部位和无激素免疫抑制剂治疗方案，攻克了成人胰岛消化、胰岛细胞分离、纯化与有效预处理等一系列技术难题。

    接受这次成人胰岛细胞移植的是福建省福清市的一名女患者。她于9年前患上糖尿病，靠一天3次注射胰岛素维持生命。2003年1月—3月，谭建明等医学专家先后两次将经过科学提取的成人胰岛细胞植入到她的体内。首次移植后，患者胰岛素用量减少了4/5，第二次移植后仅7小时，即完全撤除胰岛素。

    此例成人胰岛细胞移植手术的成功，标志着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技术已达国际领先水平，从而为Ⅰ型糖尿病患者找到了根治方法。经国际成人胰岛细胞移植网络中心检索，这一手术也是亚洲第一例成功的成人胰岛细胞移植手术。

    第一例遥控机器人异地开颅手术

    “从国家大形势来说，这种合作是必然的。”当国家863计划机器人技术专题首席专家王田苗说出这样的感慨时，机器人，这个原本不可想象的技术已经应用在医疗、国防、航天等多个领域，造福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30年的进程中，创新、结合实践需求，成为一个个机器人背后成功的关键。

    两台计算机、一个麦克风、一只鼠标……没进手术室，没拿手术刀，甚至没有印象中那种流血的场面。解放军海军总医院副院长、全军神经外科中心主任田增民在北京的海军总医院通过计算机网络，遥控远在600公里以外的沈阳医院的机器人“黎元”，为沈阳的一名脑出血患者实施脑外科手术。病人的脑部扫描片子输入电脑，医生用特定软件设计靶点、规划手术路径，对准坐标后，机器人迅速找到位置，辅助医生进刀、定位。40分钟后，原本失语、偏瘫的病人已经能够开口说话。

    2003年9月10日，我国首例远程医疗外科机器人临床立体定向手术在北京海军总医院与沈阳医院进行。

    手术全程，站在他身边的是这套系统的主要研发者之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器人研究所所长、国家863计划机器人技术专题首席专家王田苗。早在1996年，两人就开始了“默契而愉快的”合作。

    合作，一见钟情式的相遇

    “我们两个，一拍即合？或者可以说‘一见钟情’的那种感觉。”回忆起1996年的那次偶遇，田增民笑着这样说。

    1996年春节，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优秀归国人员交流会，在做自我介绍时，田增民的介绍让当时获得优秀留学归国人员称号的王田苗竖起了耳朵：时任海军总医院精神外科副主任，曾赴美深造，1986年以来一直从事立体定向技术。在随后的聚餐上，王田苗走向了田增民。

    “我们心里都有那种渴望，坚信这是一个好方向，谈了一次就基本达成了一致。”田增民这样评价那次他至今还记忆犹新的、看来颇具偶然性的谈话。而在此之前，王田苗走访了很多家医院，结果却并不顺利：有的医生不感兴趣，有的医院不愿意做，但王田苗并没有放弃。“我好像就是一门心思想干这个事情，非常庆幸，我找到了田增民医生这样一个有创新精神的合作者。”

    12年后，王田苗这样形容那次谈话：“单一的事情是一次偶然，而从整个国家的大趋势来讲，这种合作又是必然的。”于是，在1996年的冬天，时代让这两个对创新满怀渴望的人走到一起，而追求他们所执着的事业的过程却并不一帆风顺。

　　沉寂，执着追寻自己热爱的事业

    就是以优秀留学归国人员的那20万奖金为启动，王田苗开始了自己的研究。在最初阶段，王田苗选择了借助美国机器人的原型puma260来自己编制软件、定位算法、人机接口的方法起步。他的思路是在病人的头部设计多个定位点，医生通过这些靶点形成一个坐标系设计手术，而后机器人通过识别这几个点形成新的坐标系，如果2个坐标系吻合，其信息就可以完全映射。靶点放置的位置、靶点间的距离、靶点与病灶点间的距离都成为挑战，也需要大量的实验配合。

    初期，王田苗和他的学生经常会把像个大箱子一样的控制器、电源和机械臂搬到小车上，一起推着小车去校医院里做实验。实验的内容很简单：在人造骨头上做标定，观察机器人定位的准确度。这些工作大多要在晚上校医院关门时进行。一开始的标定对象是骨骼模型，后来是一些尸体部件，王田苗和学生甚至还用自己的身体做过X光实验，来验证标记点的不同材质和形状在X光实验成像实验中的清晰程度。

    为了了解临床需求，王田苗的团队经常站在医生旁边观看手术以改进机械和软件部分。有时会流血的手术场面对医生来说习以为常，而对于没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来说，一边看手术、一边琢磨着改进机器人并不那么容易。王田苗说：“面对流血的手术场面，对于我和学生来讲，是在克服很大心理障碍的基础上，热爱我们从事的事业、不断学习和进取精神的体现。”

    从1996年2月开始研究，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与医疗机器人有关的学术交流会议并不多，各方面的认可也屈指可数。焦急、困惑、煎熬，在几年相对寂寥的研究中，王田苗的内心并不是一直风平浪静。“但是我相信，热爱和执着是做科学研究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你抱有这样一种信念，同时又将理论研究与实践紧密结合，会有结果的。”

　　阻力，用手术成功平复质疑

    相对于王田苗的沉寂，田增民面对更多的恐怕是阻力。“这是伪科学！”这种来自医学前辈的声音不在少数。在国内没有明确的项目支持、研究成果，甚至国外都没有太多相关仪器的1996年，有着留学背景、作为当时神经外科副主任的田增民搞机器人，很多人看来是一种冒险行为：机器人、微电子技术能达到那个程度吗？机器人会不会替代医生？手术安全、责任主体和法律问题怎么解决？……面对质疑，田增民的回答只有一个：机器人只是辅助医生手术，永远不可能替代医生，而这种将微电子技术应用于临床医学领域的趋势，是必然会成功的。

    由于白天要正常工作，和立体定向机器人相关的实验大多在晚上进行。下了班，田增民骑着一辆自行车直奔北航，夜里2、3点才回来。当王田苗在学校编制软件时，田增民则利用从瑞典买来的框架做各种病例研究，如何控制机器人在运动过程中和病人的距离，如何利用放射性同位素确定打针过程中的推进距离等问题都成了他的重点研究内容。当机器人的理论研究在算法上取得突破后，研究进入了医学实验阶段。

    当时海军总院在装修，田增民找了一件类似仓库的空房作为医学实验室。1996年的冬天，在没有暖气的房间里，做实验忙活到大半夜，这对于田增民来说是家常便饭。“这颇有点地下工作的意思，有时趁着晚上我们才能做临床研究的前期工作，面对新东西人们都有想法、尤其是当时看来有点冒险性质的、不确定的研究。”田增民笑着说，有时候机器人拉过来，常常还要回避医院里一些持不同意见的同事。

    1997年5月5日，王田苗和田增民带着各自3、4个人的小团队，聚在海军总医院神经外科的手术室里，这是他们第一次做手术。谈起这一天，田增民直言：“我没想过会失败。”直达病灶点，取出肿瘤积液，手术成功了，挤在手术室里的人都鼓起掌来。“病人戴着2、3斤重的框架手术，这种手术方法，已经进行了60多年了。摘掉这个戴了半个多世纪的框架，对病人来说是很大的福音。”田增民这样说。

    从第一代立体定向机器人的出现到今天，王田苗和田增民已经合作开发了五代机器人，其应用方面也从最初的脑外科手术到现在的骨骼、脊柱和血管介入。对两人长达十几年的、互相尊重和依赖的合作，王田苗这样总结：“国家改革开放，强调你所做的科研要对眼前的工程技术问题有所贡献，这就促使我们去交流，进行学科交叉，从实际需求中发掘科技创新点。”

    30年来，机器人研究在国民经济建设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又面向未来社会可持续发展，在国家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前沿高技术占有一席之地。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机器人的研究和应用成果正在百花齐放，它们正在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健康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延伸阅读

    摘掉带了60多年的“头盔”

    在颅骨上钻四个孔以固定一个2、3斤重的“头盔”框架，去放射科做CT或核磁共振，医生将扫描回来的片子放在定向台上，对准片子中框架的坐标，用尺子量好病灶点的位置，设计术中的进刀路径后再进行手术。这是几十年来一例脑外科手术的常规流程，这个过程大多需要半天的时间。整个过程中，病人都要带着这个沉重的框架，而由于放射科和手术室的分离而造成的坐标系的变化，常常导致医生手动测量中的微小误差，方方正正的框架也会对医生的手术操作造成遮挡。

    2004年6月9日，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代智能化“反恐防爆”机器人亮相广东省科技创新成果展示交易会。

    工作人员向“反恐一号”发出排除“炸药包”的指令，便见它头顶摄像头（可供后方工作人员观察“敌情”并随时下达控制指令），四轮着地向目的地飞速前进，途中，虽有数级台阶阻于路前，但它并不慌张，而是听从指令迅速收缩四轮，将行走方式换成爬坡、爬楼梯和越障的履带，沿着一节节台阶攀上去……当它返回时已伸开手臂将“炸药包”紧紧抓住，并迅速灵巧地将其放进“排爆罐”。

    在实际运用中，“反恐一号”及另一种反恐防爆机器人“灵蜥－A”，可攀爬角度小于35°的斜坡和楼梯，可自由钻洞，可跨跃0.4米高的路障，还可根据使用要求装备爆炸物销毁器、连发霰弹枪及催泪弹等各种武器并完成相应功能，从而给恐怖分子造成重大打击。

    广州制造的反恐防爆机器人，不仅拥有领先于国际同行的“轮＋腿＋履带复合移动模式”发明专利，价格也仅为国际同类产品的1／3，极有希望扭转我国目前警用机器人依赖从国外进口的局面。

    第一个10米长超导电缆系统

    2003年9月30日，中国科学院等单位完全自主研制成功我国第一个10米长三相交流高温超导电缆系统并进行实验运行，使我国跻身高温超导电缆研究开发的国际先进行列。

    高温超导电缆是采用无阻的、传送大电流的电力设施。三相交流高温超导电缆系统主要由超导电缆芯、维持电缆芯低温环境的低温容器、高电压绝缘、电缆终端、电缆低温系统及电缆的试验和监测系统组成，这一系统的所有部件和关键技术均为我国自主研究开发。

    与美国、日本、丹麦等国研制的高温超导电缆相比，虽然我国起步较晚，但在电缆的设计、绕制工艺、终端、电绝缘和低温系统方面，具有自己的特色，如成本低、工艺合理、交流损耗小、接头电阻小。尤其在电缆焊接技术方面，接头电阻是最低的。

    1988年，中国的IT界尚处于萌芽时期，然而，5月的深圳，中国的办公软件已经开始在这个萌动的春天孕育。一个名叫求伯君的普通技术人员在一个宾馆的出租房间里凭借一台386电脑写出了WPS（WordProcessingSystem）1.0，这是我国第一套文字处理软件，这几万行代码从此开创了中文字处理时代。

    1988年到1995年的7年间，WPS凭借技术的领先横扫大江南北，所向无敌。WPS几乎成了电脑的代名词。书店里摆满了《WPS使用教程》之类的书，专业、非专业报刊整版整版地刊登WPS使用技巧，社会上各种电脑培训班的主要课程除了五笔字型输入法就是WPS操作。电脑几乎全部是由企业购买，企业购买电脑几乎全部用来打字，打字几乎全部都用WPS。WPS成为中国第一代电脑使用者的启蒙软件，至今，WPS如日中天的激情年代还为许多人津津乐道。

    第一台专用同步辐射装置

    1989年4月26日凌晨，我国第一个专用同步辐射装置正式建成并调试出光。从第一次向储存环注入电子束流到获得储存束流，产生很强的同步辐射光，仅用了23小时。专家们认为，这种调试出光速度在世界同类装置中是罕见的。

    这是继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对撞成功之后，我国高科技领域的又一重大成就，标志着我国建造同步辐射加速器的技术已跨入世界先进行列。

    1984年动工兴建的这个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坐落在合肥市南郊中国科技大学校园内。合肥同步辐射装置的主体设备是一台能量为8亿电子伏特、平均流强为300毫安的电子储存环，用一台能量为2亿电子伏特的电子直线加速器作为注入器。

    同步辐射是在电子储存环或电子同步加速器中回旋的接近光速的高能电子发出的一种极强的电磁辐射。它将提供从红外、可见光、真空紫外光直到软X射线频谱范围的高强度、高稳定性的辐射。这种辐射具有强度大、亮度高、频谱连续、方向性好等一系列优异的性能，具有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发展研究以及生产应用等多方面的用途。不仅可用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基础学科，也适用于材料科学、表面科学、计量科学、医学、显微技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光刻等技术领域。

    第一个大豆杂交种

    2003年1月7日，以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孙寰研究员为首的课题组，历经20年的不懈努力，研制成功了世界上第一个大豆杂交种，并通过了吉林省品种审定委员会品种审定。

    这一定名为杂交豆1号的大豆杂交种，在近两年区域试验中增产21.9%%，一年生产试验增产20.8%%，示范公顷产量可以达到4000公斤以上。

    该项研究是我国农业生产领域的一项重大突破，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农作物杂交种的应用，使产量大幅度提高。在玉米、水稻、高梁、油菜、小麦、棉花等均开发出了商用杂交种后，大豆成为了唯一没有利用杂交种优势的主要作物，也是最难攻克的一个堡垒。

    鉴于大豆在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大豆杂交优势利用研究一直是世界同行竞争的热点之一。该项研究创造了大豆界四个世界第一：第一个细胞质雄性不育系；第一个通过品种审定的杂交种；建立了第一个以“三系”为基础、高效率杂种优势利用育种程序;开发出了第一个利用昆虫传粉大量生产杂交种的制种程序。

    同时，这一杂交大豆品种，抗病性强、品种优良，制种技术基本成熟。它的研制成功，对提升我国大豆科研和大豆产业化在国际上的地位有重要作用。

    第一头转人岩藻糖转移酶基因克隆牛

    2003年10月13日，世界上第一头转人岩藻糖转移酶基因的体细胞克隆牛“岩娃”在其出生地山东省梁山县通过专家鉴定。“岩娃”同时创造了在同一头牛中转有3种（人岩藻糖转移酶基因、绿色荧光蛋白基因和新霉素抗性基因）不同外源基因的世界先例。

    据了解，“岩娃”是国家级计划课题“体细胞克隆牛与转基因体细胞克隆牛生产技术体系”项目的科技成果之一，由中国农业大学国家生物技术实验室与梁山县山东科龙畜牧产业有限公司等单位合作完成。自第一头体细胞克隆奶牛“鸾娃”降生以来，这一项目先后有28头体细胞克隆牛和转基因体细胞克隆牛降生。

    人岩藻糖转移酶是人体内催化形成血糖抗原的一种重要的酶，它的主要作用是在糖链上加上岩藻糖基因，以形成各种血糖抗原。“岩娃”的诞生，对全球性胃病的预防和治疗方面将会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1989年3月10日凌晨1点59分，我国第一胎“试管绵羊”在塞外的内蒙古大学实验动物研究中心顺利降生。这只头部黑白相间、出生后半小时就站立吃奶的雄性小羊羔，是蒙古族科学家旭日干博士带领研究人员利用家畜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生物高新技术获得的我国首胎试管家畜。试管家畜是当代生物工程技术的一项突破性成果。

    继成功培育出我国第一胎“试管绵羊”后，1989年8月15日，又成功地培育出我国首胎“试管牛”。“试管绵羊”和“试管牛”的成功培育，这使我国从此成为继美国、日本、法国之后在世界上拥有此项技术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一。

    第一颗国际商务卫星

    1990年4月7日，中国承揽的第一颗国际商务卫星美国“亚洲一号”卫星发射成功。

    “亚洲一号”卫星原叫“西联星六号”。这位“航天女神”似乎从诞生之日起，不祥的阴影就如影随形。1984年2月，她由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发射上天，但未进入预定轨道；1984年11月4日，美国“发现号”航天飞机将她从天上捞了回来。几经周折后，由亚洲卫星公司买回来，替她找到了中国这位真心诚意送她上天的神手。

    在中国发射“亚洲一号”卫星之前,国际上只承认中国有发射卫星的能力,但对中国是否达到发射国际商用卫星的水平一直持观望怀疑的态度。所以“亚洲一号”卫星能否发射成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决定着中国航天走入世界的命运。

    发射后的检测数据表明，“亚洲一号”的拥有者之一美国休斯公司打了80多颗卫星，这是入轨精度最高的一次。中国，由此成为继美国、法国之后，第3个打入国际航天商业发射领域的国家。

    这次发射成功后，有外电评论：“中国这次成功发射的意义，绝不亚于当年的原子弹爆炸！”

    2004年6月19日，在黄河第三次调水调沙中，首次尝试人工扰沙清淤，这在世界水利史上还是第一次。所谓人工扰沙就是借助河水已有的势能，辅以人工扰动河床土质，促进河床泥沙启动，实现河床下切，从而最大限度输沙入海。黄河此次调水调沙共设有三个扰沙点，分别位于小浪底水库库尾、河南范县李桥河段、山东梁山县小路口河段。人工扰沙与人造洪峰演进在时间上、空间上实现准确对接，是此次调水调沙的一个难点。

    第一组低温多效海水淡化装置

    2004年8月20日，由河北省秦皇岛新源水工业有限公司自主开发的“MEDVIII-100新型低温多效海水淡化装置”，通过了河北省科技厅组织的技术鉴定。专家认为，该技术及装置的研制成功突破了国外公司的技术垄断和封锁。其产品工艺与结构设计方案为国内首创，已获国家发明专利，可用于日产千吨级以上装置的设计制造。

    低温多效海水（苦咸水）淡化工艺是当前国际上蒸馏淡化的主要方法。利用低温热源通过对海水进行多次蒸发和冷凝过程以制取淡化纯净水的技术，目前只有以色列和法国少数几家公司掌握，国内装置的制造还是空白。

    第一台国产IPv6核心路由器

    2004年5月29日，第一台国产IPv6核心路由器（BE12000系列）通过了信息产业部组织的技术鉴定和入网测试。由国内通信和网络知名专家组成的鉴定委员会认为，由清华大学和清华比威网络公司联合研制成功的名为“BE12000”的核心路由器整体性能指标达到了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个别技术创新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这一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路由器已成功应用于我国第一个下一代互联网CERNET2试验网，表现优异。

    专家认为，这一核心路由器成功走向应用，标志着我国已基本掌握了下一代互联网的核心路由器关键技术，对于保障我国互联网的安全运行和服务水平，提高我国在下一代互联网技术产业中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在下一代互联网关键技术的竞争中，我国科学家已经开始享有话语权。

    1988年9月7日，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我国用自行研制的“长征四号”运载火箭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气象卫星。卫星顺利进入近圆形太阳同步轨道，卫星上仪器工作正常。卫星进入预定轨道后不久，我国的气象卫星地面站就收到了卫星发送的气象信息。

    这颗命名为“风云一号”的气象卫星，是我国首次发射的与太阳同步轨道（极地轨道）卫星。在这种轨道上运行的卫星，可观测到地球表面的任何一点，并且每天飞经地球上任何一点上空的地方时不变。

    “风云一号”卫星装有两台甚高分辨率扫描辐射仪，共有五个探测通道，可探测白天和夜间的云图、地表图像、海洋水色图像、水体边界、海洋面温度、冰雪覆盖及植被生长。卫星主要任务是获取全球的气象信息，并向全世界气象卫星地面站发送气象资料。此外，这颗卫星还具有探测空中粒子成分的功能，为空间物理研究提供资料。

    “风云一号”卫星正式投入试用后，对于提高我国天气预报水平，特别是灾害性天气的监测和预报能力，更好地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次核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

    1988年9月14日至27日，我国进行了第一次核潜艇从水下发射运载火箭的试验。

    发射时，随着“轰隆隆”一声巨响，海面“哗”地涌起一座浪山，一枚乳白色火箭从海底深处冲天而起，尾部喷射出桔红色的火焰，呼啸着昂首插入蓝天。火箭出水时激起的水柱，一直拖到几十米高处，才“哗哗”散落海面。火箭经过正常飞行，准确地溅落在预定海域，整个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潜艇通常分为常规动力潜艇和核动力潜艇两大类型。其中，核潜艇由于其技术复杂、攻击力、航速和隐蔽性优越而威慑力更大，往往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1958年，中央军委批准研制核潜艇。随后，来自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和数千个科研生产单位的无数研究者，历尽十余年的艰辛，于1974年8月，首艘攻击型核潜艇的交付使用。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此后，中国加快了研制战略导弹核潜艇的步伐。1983年8月，中国第一艘战略导弹核潜艇正式服役。

    由我国自行研制的核潜艇在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试验成功，标志着我国的国防尖端技术又跃到一个新水平，使我国继苏、美、法、英之后，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能力的国家。

　　第一个移动电话局

    1987年11月，广州开通了我国第一个移动电话局，首批用户有700个。

    1987年，广东省成为我国第一个开办移动电话业务的地区。

    广东一直是华南地区的通信枢纽。广东早在东汉时期就有了邮驿，唐朝时又开辟了大庚岭新驿路，成为全国6条主要驿路之一。

    清光绪九年，广东第一个电报局在广州设立，无线通信始于清末，1929年在广州、汕头等地设立无线电台。1925年在广州开通省内第一间磁石式电话局。1928年，广州开通7000门旋转式自动电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广东邮电业发展迅速。仅1979—1994年的15年中，共投入建设资金288亿元，全省邮电局发展到了3087处，比1978年增长577处。建成了广州国际地球卫星站及京汉、南海、粤琼、粤桂、粤港澳光缆等一批骨干通信网络。

    广东省第一个开办移动电话业务，为全国其他省市移动电话业务的开展，起了一个很好的带头作用。和全国移动通信发展的速度一样，广东开办移动电话业务12年，业务量已经大幅度增加了，手机已渐渐走进寻常百姓家，为人们的工作、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自从1987年广东省成为中国第一个开办移动电话业务的地区之后，中国移动电话业务得到极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