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朝晖
1990年代，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这是相对于国家而言；对于个人，我觉得倒不如用“硬环境”和“软环境”来描述更恰当一些。粗略地区分，“硬环境”就是日常生活的物质环境，比如饮食、住房、交通、通讯以及公用设施等；“软环境”就是日常生活的文化环境，比如道德、礼仪、艺术、娱乐以及社会交际等。在现代人的生活里，影视是“软环境”中尤其显著的部分。最近，报章上有很多人在谈论《蜗居》和《十月围城》，我也观赏了《蜗居》全剧，想就此展开一些教育方面的讨论。
古典教育留给我们的思考
中国古典教育根本上是一种人文教育，它以儒家为主干，而儒家教育又以经学为核心。《礼记·经解》说：“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劈头“其为人”三个字，就点破了经学教育的出发点是做人，而不是做事。《大学》说格物、致知，乃至治国、平天下，都应该“以修身为本”；荀子说：“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家喻户晓的《三字经》开篇就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
可见，古典教育的主旨不在于传授知识和技能，而在于做人。明朝学者王阳明二十来岁时，别人问他有什么理想，他回答要做第一等人；别人很好奇，就问他是不是想考个“博士学位”，他摇摇头；又问他是不是想中状元，他还是摇摇头；终于，别人忍不住了，问他到底想做何许人，他一本正经地回答：“圣人”。——古典教育固然已为陈迹，但这番对话却给我们留下永久的思考。
西方古典教育原本也是如此。柏拉图认为：“一种适当的教育，只要保持下去，便会使一国中的人性得到改造。”很明显，柏拉图的出发点也是做人。在接下来的两千年中，这种观念就一直作为西方教育的主流，当然，它在历史中拥有难以计数的变相。在基督教教育中，它表现为对于道德和信仰的强调；在洛克那里，它表现为“绅士”教育的理想；直到福禄培尔，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自由的、自觉行动的、有思想的人”。直到十六七世纪，随着科学的蓬勃发展，这种观念才被逐渐扭转。1694年，德国率先将科学编入大学课程；但一直到十九世纪，德法英美各国才普遍接受科学作为学校的重要课程。
影视可以弥补现代教育的缺陷
科学教育兴起于欧洲，如今已然成为现代教育的基本模式，然而它的缺陷却不容忽视。首先，“科学”并不能涵盖生活的全部，换言之，从个人生活的角度来看，科学教育存在许多缺陷。比如爱情的经验，人情世故的教训，家庭生活的诀窍等等，无论是英语、华文，还是数学、物理，都不对此负责；就连公民道德课，常常也只轻轻带过，甚或因为不是考试科目而被随意淡化。其次，与科学教育相伴而生的是学科教育，在这种教育下，如英国学者詹姆斯·米尔所描绘，教育的目的乃是“使个体成为一个为自己和同样的人谋幸福的工具。”我们时常被提醒社会对于我们所属专业的、职业的需要，而甚少被关注我们作为个体的、整体的人的需要。从接受学科教育开始，我们就只是作为部分而被关注并存在着，而不是作为整体而被关注并生活着。
依附于学校的科学教育，是人类物质文明进步的产物，其优点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它的实用性和高效性，显然是古典教育所无法比拟。但它的缺陷也不容掩盖。就现代生活的“软环境”来考量，影视本身即是一种教育。通过影视媒体，我们从来不曾如此亲密地触摸时代的气息，追逐时代的步履，感受时代的旋律，像《十月围城》那样反省历史的浮沉；像《蜗居》那样感受同代人的酸甜苦辣。学校教育中所不承载的贩夫走卒，也透过影视，展现他们的人生真实；因为真实，所以我们感动；因为感动，所以我们受到教育，从专业和职业中苏醒过来，寻觅各自被忽略、被遗忘、被损伤的个体的、整体的生活，而这，正是影视对于现代教育的一种弥补。
作者在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从事研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