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是想起兰本达的时候了
沧 海
现在想起兰本达，是基础教育改革形势的需要。 就在今年的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有的代表批评我们的基础教育忽视德、体、劳，走入了误区，认为“教育最重要的理念是价值塑造，需要培养有责任感，有社会担当意识和全局意识的公民”，“教育不能培养只有知识没有文化的人”。并且提出基础教育要“重新设计”。
其实这种批评我们已经听了多年了。不过原来的批评者只说症状，不去找或者没有找到病因，只好把板子不分青红皂白地打在学校、教师甚至家长的身上，自然也开不出药方来。
这回的批评者不同了。他认定基础教育的问题是出在设计上，即现在的教育模式不能保证我国教育目标的达成。
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是我国基础教育的伟大成就。但普及教育的目的是提高全民族素质，培养出能够促进社会进步的人来，这就是教育方针的要求，如果没有达到这个要求，这成就的价值就要大打折扣了。有人之所以提出要重新设计基础教育，就是因为现在的基础教育没有很好地为达成我们的目标服务，达成目标的道路并不畅通。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这应该引起我们认真的思考。
我们曾经有过解决这个问题的机会。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我国出现了一股教学改革的热潮。那时“文革”刚结束不久，长期为“政治”所苦的群众因“厌恶和尚，恨及袈裟”，因而出现了重“智”轻“德”的现象。以为只要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德育观，单把教学搞上去就行了。所以 那时的改革虽然引进了不少外来的东西，但只是为了研究怎么把知识学得快，学得牢，没有牵涉到“为什么学”的问题。这里面只有一个例外，就是美国教育学家兰本达。
兰本达（Brenda Lansdown，1904—1990），美国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教授，1940年代创立“探究—研讨”教学法。1971年，以她为主要作者的《小学科学教育的“探究—研讨”教学法》一书在美国出版。198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将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出版。1982年，75岁高龄的兰本达应邀访问中国。当时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刘默耕先生和北京师范大学的胡梦玉先生正在着手进行小学自然课的改革。为了使自然课程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更好地为我国“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服务，刘默耕先生将自然课程的性质由“让学生学到一些浅近的自然科学知识”改变为“启发和发展儿童主动地创造性地自行获得知识与技能和运用知识技能的能力”，把自然课由单纯的知识性学科改变为“一箭多雕”的教育性学科，使学生在知识、志趣、能力，德、智、体诸方面都得到发展。在实际操作上，也由过去单纯的接受式改变为探究式。这个思路，被兰本达认为和她的“探究—研讨”教学法的思路“相类似”，于是通过这次访问，兰本达的“探究—研讨”教学法就和中国的自然课改革结合起来了。
有些接触过“探究—研讨”教学法的有识之士早已看出兰本达学说的价值。“探究—研讨”教学法刚传来不久，北京师范大学的胡梦玉教授就断言：她相信，“即使百年内无人认识它，百年后必将如孟德尔的遗传定律，会有人‘重新发现’它的”。刘默耕也在20年前就说过：“这是最适应我国‘四化’需要的教育学说”，“它将会与我们的……教育目标同在！”这一学说的传入，本来应该可以解决我们现在提的“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的问题。但是，当时的条件还不成熟，一是当时以灌输知识为中心的教学观念还难以动摇，探究式教学还没有站稳脚跟；更重要的是还没有整体的教学改革规划，各门学科还是各自为政。现在好了，这两个条件基本具备了，该想起兰本达了。
我们之所以要想起兰本达，是因为她的“探究—研讨”教学法适应我们“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的要求。“立德、树人”的核心是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正是“探究—研讨”教学法所追求的与我国社会结构相适应的“思想体系”；更因为她找到了适应我国实际的，达成这个目标的有效途径——教学。
我们过去对“全面发展” 往往有一种误解，把“德、智、体、美”割裂开来放在同等地位来看待。其实，它们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就它们的作用来看，德育是灵魂，它的核心又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作用来说，人们的思想行为靠它来调控方向，它还为人们的思想行为注入动力；从形成来说，它又离不开人们的智、体、美的实践。因此，把“德、智、体、美”、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教育，则相得益彰，如果把它们割裂开来，则两败俱伤。要“教书育人”呀，“把德育放在首位”呀,这些话 搞教育工作的人大概都背得烂熟了，但实际上我们的“育人”， 很多时候我们的德育并不令人满意，不能全怪领导不重视，老师不努力，原因却在这里。
兰本达研究教学的目标，不是简单地考虑如何学习知识，而是帮助受教育者形成与所在社会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因此，她把智育放在人的整体发展这个大前提下来考察，这就不能仅仅考虑“教什么”和“怎样教”，而要以“为什么教”（即培养什么样的人）为前提来考虑“教什么”和“怎样教”的问题。
兰本达认为，“一定的教学方法形成相应的思想体系”。教学方法是怎样使人形成思想体系的呢？只要看一下世界观的形成过程就能明白。
世界观是人们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的最基本的观点。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所持的态度和采用的方法最终是由世界观决定的。这些观点是人类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的最抽象的概括。 人们从认识单个的具体事物开始，就形成了关于这个事物的概念，这样的概念积累多了，又会形成更加抽象的上位概念，这样经过多次抽象才形成这些“最基本的观点” 组成一个有机的体系即世界观。它并不为人们认识客观事物提供具体的答案，但却能够帮助人们确定解决问题的方向，找到正确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过程有三个要点：一是要有足够的实践经验，二是这些经验要通过个体加工形成概念；三是得到的概念要经过再一次的加工，使它们形成“体系”。这样，我们“探究—研讨”教学法就不难理解了。
“探究—研讨”教学法特别重视概念，重视个体的概念形成过程，因此首先要“探究”，但探究不是目的。兰本达这样拿它和“发现法”做比较，认为 “发现法”只强调儿童个人的发现，使用的实物教材虽便于作业却不能成功地为形成概念奠定基础；“发现法”不注重儿童间的相互作用，也忽视理性认识的重要性；“发现法”没有“研讨”这一步。“发现法”不以儿童们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作为建立概念的基础。“只注意眼前的实际事物”，“探索一些孤立的性质而回避概念，既不管过去，也不问将来”。兰本达特别忌讳别人把她的“探究—研讨”教学法和“发现法”混为一谈，就是因为“探究—研讨”教学法重视的是“概念”而不是“经验”。经验在这里只是形成概念的材料，而不是学习的目标。
光有零碎的概念还不够，还要将它们组织成为“概念体系”。对概念体系，兰本达的表述是：“关于宇宙自然界的最高的抽象”。概念体系的建立，本身就是一个探究的过程。兰本达认为: “各人沿概念箭头通向概念、进而通向概念体系的路是独特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所有的概念建立者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在浩瀚的事实中探求意义，探寻一个概括的体系，把一个问题所有可能的特性都包括进去。因此，我们首先必须尽可能知道各种事实；那些不合适的东西使我们识别和排除掉不适当的体系。建立概念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长时期地在混沌中漂浮；这是思考者在许多概念箭头组成的矩阵中探寻一条条道路的过程。这时候的问题是要找出一条路，把各个概念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一个概念体系。可是常常会退回到具体的结果上去，再从另外的点出发去寻找”。
到这里，可以看出科学教育的结果不断地向帮助学生树立世界观靠拢了。
但是，这个过程不可能在小学阶段完成，但在小学阶段必须帮助学生做好准备，引导学生向这个方向走。正如兰本达所说的：“谁也不能把一个概念教给另一个人。别人只能创造出一个概念，帮助‘学习者’自己——在他自己的脑子里——建立起一个概念。正如给自己治病的医生需要一个卫生的环境、护士细心的照料以及最新的医学刊物一样——孩子需要一个敏感和有智慧的教师”。
虽然兰本达研究的主要是小学科学教育，但她认为她的“探究—研讨”教学法适用于所有学科，也应该用在所有学科。他和她的研究生们就在小学的语文、数学等学科甚至成人的职业教育都进行过实验，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是因为为小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打好基础，不是一个科学学科能够负担得了，也应该是所有教育教学活动的目标。这样才能真正将“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落到实处。
兰本达对教学论的重要贡献，是发现了教学和思想体系形成之间的关系，并找到了帮助学生形成与社会结构相适应的科学途径。
我们一向重视德育，一再提醒教师要“教书育人”，但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效果并不令人满意，就是没有找到有效的途径。我们一直以为：“教书育人”就是“既要教书，又要育人”，“教书”是智育，“育人”才是“德育”。“德育”才是“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智育”就不太相干。但就兰本达看来，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教书”就在“育人”，问题是用怎样的观念去“育”。孔乙己的老师大概不会一天到晚教他做书呆子，只是用封建社会的观念老老实实地“教书”，书呆子自然而然就“育”出来了。不管什么“社会结构”的学校，哪个学校不是“智育”的时间安排最多？在兰本达看来，学生的学习活动都是宝贵的德育资源，而我们过去却把宝贵的资源浪费掉了。
我们现在之所以应该记起兰本达，就是要改变观念，不要浪费这宝贵的资源，认认真真地在“教书”中“育人”，这样才能将“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的目标落到实处。
[作者注]：
文中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引自湖北辞书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兰本达的“探究─研讨”教学法及其在中国》一书以及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兰本达等著《小学科学教育的“探究─研讨”教学法》一书。
2013年7月于武昌水果湖
[刘斌斌注]：作者真实姓名为刘沛生，沧海是笔名。刘沛生原为湖北教育报刊社总编辑，多年从事基础教育研究，现为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电子刊《桂馨之友》执行主编。
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成立于2008年，从成立之日，一直致力于改善乡村教育环境，促进教育公平发展。基金会的重点项目有两个：1、建立桂馨书屋，让乡村孩子有好书读；2、培训乡村科学教师，使乡村儿童能够受到良好的科学教育。在培训乡村科学教师的项目中，老师们学习兰本达教授的“探究─研讨”教学法和刘默耕老师对中国小学自然课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并深受其益。
刘沛生先生这篇文章是原教育部主管的《新课程研究》杂志特约的稿件，即将发表在《新课程研究》2013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