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探索课堂互动的研究谱系》一书的作者是肖思汉博士，通过书名和前期的阅读，我以为作者认为的课堂互动的基本元素是听与说，并在书中着重着墨于这一课堂互动行为。通过后面肖博士的一次分享，他说这本书的内容更多是描述和阐释另外一些学者的作品，这才是“听说”这个书名的含义。肖博士用他谦逊中夹杂着幽默的语言为我们指引方向。
实际上，言语在用作人与人之间交际、传递信息的时候，已经不再是一个个孤立与语境的符号，而是基于文化与情景具有它具体的语用意义。书中指出，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课堂话语结构呈现出从I-R-E到I-R-F到I-R-Rv-R-E再到多面向“负责的言谈”的转变。这样的转变一方面是因为高阶的认知活动需要更复杂的话语结构，另一方面——或许更重要的一面——是由于互动社会语言学的影响。这里要明确指出的是，与普适的语用学不同，社会语言学因其以社会现象、社会结构为基础，研究语言和社会之间双向影响而更具有教学研究的意义。
令人印象很深的是，书中提到了一个黑人工人阶级社区、白人工人阶级社区和白人中产阶级社区的例子，三类不同文化环境的孩子在家庭教养和学校教育上呈现出的极大区别。其中白人中产阶级社区被称为“主镇”，这个社区的家庭有着睡前故事的传统，并且在阅读过程中父母会一步一步地向孩子提出：是什么、为什么、发挥想象和怎么看待这样的问题。而白人工人阶级社区被称为“路村”，他们同样有着睡前阅读传统，但他们的阅读更多地是属于教儿童认识字母、数字或者日常物件的绘本，而父母与孩子的交流则沦落于父母忠实于原文的“教授”和儿童单方面的听取，他们的提问局限于陈述性的“这是什么”，而否定孩子任何的自由发挥。第三个是黑人工人阶级被称为“道屯”的社区，这个社区的环境与前述的两个社区截然不同。这个社区存在着严重的“去儿童化”现象，在这里几乎见不到专属于婴孩的物件，从出生开始婴儿就被用布袋绑在身上随着成人一起参与劳动。同时这个社区里没有睡前故事这样的专属于亲子交流的活动，父母往往忙于各自的事情，而子女耳边环绕的是各种各样的成人语言，儿童的语言发展就是在这样的“旁听”中发生的。这三个社区中生活的孩子因其受到的家庭教养不同，而导致他们在学校的表现也非常不一样。在小学低年级大家普遍学习“是什么”的时候，路村的孩子还能保持一定的优势，而随着年级增高，“为什么”的问题逐渐变多路村的孩子就不那么应答自如了。相反从小接触这类问题的主镇孩子面对这样的问题更加得心应手，甚至于在更高年级需要他们发挥想象和回答怎么看待时，他们依然能做出较好的回应。另一方面，对于道屯的孩子而言情况更加严峻，从小学低年级开始，这些孩子的读写能力就远低于其他社区的孩子，但我们是否就能以此判定这些孩子在个人认知发展上就是不如其他孩子呢？无疑是不能的，因为比起其他的社区的孩子，他们又独有自己的一种在看似毫不相关的事物之间建立起联系的出色意指能力，这样的意指能力对他们来说近乎本能，而这种意指能力与多种高阶思维能力又具有密切的关联。只不过对于学校教育而言，主镇和路村的孩子所受到的家庭教养要更贴近学校教育的要求，他们所形成的类I-R-E模式思维也恰是学校所赞赏的品质。道屯的孩子虽然有着出色的意指能力，但是相比前者，对于学校教育而言这样的能力只是一种需要被矫正的“非主流”。在这里作者提到了一个观点叫“文化模范”，即认为这样的“非主流”事实上为学生的语言与文字素养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有力的支架，而不是一种需要被克服或纠正的缺陷。这个问题实质上就是一个社会语言学中，社会结构、文化差异对语言学习产生的不良影响。
上述例子发生于阶级问题严重的美国，那么在我们身边是否有这样的例子呢？答案是肯定的。虽然在我国并没有美国那样激烈和尖锐的阶级对立，但这样的文化差异问题却广泛地存在于各个家庭之间，甚至可以说每个不同的家庭都是某一个阶级小小的缩影。现实生活中，我们不乏会发现一些因为各种原因而学习困难的学生，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这样的“学习困难”也大多都有其情景性，而构建于某种家庭文化基础上。一味地去“矫正”，去要求他们贴合现有的学校教育，对于这样的学生而言是缺乏教育公平的。我们应该思考怎么去为每一个孩子营造适合的学习环境，拒绝统一的主流化评价标准，全面地看到每个孩子独有的优势。
回首往昔，实际上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孔子就已经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既然从古到今的教育家都在反复提到这个问题，那就说明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且很有研究的意义。随着时代的变迁，教育环境的更迭，作为一个平凡的一线教育工作者，我们依然任重而道远。感恩遇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