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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小学的课程之难，已经出了名。2011年，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罗伟其直言中小学教材太难，“超出了学生在这个年龄段的平均认知水平”。2010年有10多名院士联名写信，要求降低中小学教材的难度。
抱怨声中，教育部决定下决心看一看，中国的中小学课程到底有多难？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在教育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导下，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汇集了6所部属师范大学的150多名学科专家、500多名科研人员协同攻关。
5月7日，历时3年完成的“标准答案”出炉：在英美德中等10个国家中，中国教材的难度排在第四至第六位，属中等水平。
专家说不难
记者了解到，国家哲学社会基金教育学重大项目《中小学理科教材难度的国际比较研究》由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袁振国教授担任组长，从2011年2月起，历时大约两年的时间，专家组选择了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日本共10个国家，就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科学共6个领域的小学、初中、高中教材进行了研究。
袁振国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此次难度研究主要是针对教材的广度与深度展开的。所谓广度，即所涉及的知识点；所谓深度，即知识点的深入程度。
以数学为例，数学综合了很多方面的知识，比如代数、几何等，代数里分很多具体的领域，每个领域又有若干知识点，各个国家对于这些领域以及知识点的涉及是不一样的，因此，研究人员就将所有的知识点进行统计。
再如同样讲某个概念，用举例法讲概念和用抽象法讲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同样的知识，在小学、初中、高中都可以讲，但教材下定义的方法是不同的，因此深度也就不一样。深度具体表现在知识、习题、实验等多个方面，主要的因素都应在考虑的范围内，不同的学科还需要根据学科特征进行具体研究。
“选择所研究的国家时，主要考虑其先进性与代表性。”袁振国表示，所选择的国外教材都是本国大众认可的主流教材，中国的研究样本则是人教版教材。
主持本次化学学科难度研究的华东师苑大学国际基础教育教材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祖浩教授则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提出，研究选择的10个国家大致可以分为3类，第一类是传统科学优势或技术优势较为明显的欧洲发达国家，如俄罗斯、德国、法国及英国；第二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崛起的具有多元文化特征的国家，如美国；第三类是亚洲公认的经济发达国家，与中国有相似的文化特点，如新加坡、日本等。
历时3年，研究结果最终显示，中国的中小学理科教材难度大多处于中等水平，而并非一些社会人士所认为的“难于上青天”。
例如，中国小学数学教材难度处于第五位，初中和高中的教材难度都处于第三位。而俄罗斯的数学教材中，初中和高中的教材难度都位列第一。此外，中国初中和高中物理教材难度分别排在第四位和第五位；初中和高中化学教材分别排在第四位和第六位；初中和高中地理教材分别排在第五位和第四位；初中和高中生物教材均排在第七位；小学和初中科学教材分别排在第七位和第六位。
大伙儿不信
此研究结果一出，那些做不出小学题目的大学生们估计更悲观了：原来做不出来可以怨课程设置不合理，现在难道只能怨自己智商了？
而家长们似乎也反应不过来，从孩子书包的重量、厚厚的习题簿、晚上亮到深夜的灯光、孩子眉头紧皱的表情里，到处都清晰地写着一个“难”字呀。
现实的感受与专家的论证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因此这份费时费力的调查结果饱受争议。
客观上看，这次教育部专家给出的“标准答案”确实是科学有理的，也符合近两年来中小学教材修订的主流方向——2012年，教育部新课标修订时，明确提出从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和需要出发，科学合理地安排课程容量和难度，并因此精简条目，删掉了一些过难的内容。2013年，京版中小学教材“变脸”，降低难度也成为一个主要内容。
在近些年教材改变的大趋势下，得出中小学教材难度居于中等水平的结论，并不难以理解。
教材变得简单了，真正让家长和学生们感到“难”字当头的是教材之外的内容。谈及中小学生学业压力过大的罪魁祸首，王祖浩认为，一线的广大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往往会增加较多的内容，知识广度增加了。
“本来课程标准只要求达到A 的水平，他上到了C的水平，知识要求也拔高了。所以我们老师有时候好心不一定做了好事。”王祖浩说道。尤其是科学课程领域，内容的逻辑性较强，一旦某个核心知识没有学好，那么就容易成为后续学习的障碍。“科学的知识往往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像学语文，有了生活经验的积累以后自然而然会有提高。科学是必须通过实验探究去理解，去思考。科学课堂上老师的教学如无法让学生学懂知识，则提高学生科学素养的目标就无从谈起。”
除了教学的难度远远大于教材的难度之外，袁振国认为，还有另外两个原因导致了学生压力过大。首先是教育方法有问题，“大量的题海战术，大量的重复性练习，让学生也觉得很痛苦”。其次是家长的原因，由于不满足于学校的教学内容，有些家长给孩子报各种各样的补习班，请各种各样的家教。如此一来，学生们没有了自己的生活空间，失去了应有的自由。
“除去物理上的负担之外，学生心理上的负担也是造成学生压力过大的原因之一。”袁振国进一步补充道，“现在很多学校喜欢搞排名，张家的孩子跟李家的孩子比，甲班的孩子跟乙班的孩子比，甚至把排名公布出来，这个确实压力很大。本来学习是自己的事，但是现在变成了为别人学习，为家长学习，为老师学习。”
关键是不好玩
因为对国内外理科教材有了系统的对比，在袁振国看来，中国教材的改善空间很大。
对此，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第一，加强书本知识与实际生活的联系，让学生们感受到知识是非常有用的、现实的，这样学生学习才会有积极性。
第二，中国教材普遍的编写方法是利于教师讲解，是一种教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模式。“而国外的一些教材会有师生或生生之间的互动安排，这样的教材便于学生自己学习或小组学习。”袁振国说。
“再有，我国教材编写得较为单调死板，不好玩，而国外的教材配图数量多，画面生动，与学生实际的生活场景相联系。”袁振国强调，“并且，我们的教材，语言不幽默，较为拘谨严肃，缺少足够的吸引力。在这一点上，我国教材尚有改进的余地。”
王祖浩也同样提及，国外的教材中通常会有论文式的开放性题目，如在某次海难中，以为水手逃到了一个荒岛，这个荒岛非常炎热，而且没有淡水，为了活下去就必须获取淡水，他应该怎么做？“此时，就需要学生写出设计，生命能否延续就靠所学的化学知识，这就是学习科学知识的价值。而这种类型的题目在中国非常少见。”
最后，袁振国提出，中国教材编写的衔接性需要加强。“小学、初中、高中教材的编写人员没有很好地进行沟通讨论，因此教材衔接显得有些脱节，甚至会有少量的重复。”
虽然与国外相比，中国教材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是，中国教材所特有的优势也被专家们认可——知识的稳定性较强，知识点的安排表现出较好的逻辑性，前后知识注重关联，没有出现较大的起伏。
王祖浩表示，中外教材不能通过比较就简单地下结论，因为不同的国家有不一样的文化和教育特点，反映出不同的教材特色。例如俄罗斯的化学教材编写得非常艰深，但习题却不难，如果学生能够读懂教材，其理解力将会有所增强。再如美国、法国的教材中实验较多，并且将知识融入实验探究中，而德国则注重科学知识的逻辑性。
在吸取其他国家经验的同时，要考虑到其对中国本土的适用性，“有些经验很好，对我们有启发，但不一定能完全采用”，王祖浩如是说。
作者：应 琛 葛 妍
《新民周刊》第791期
(责任编辑：浙江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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