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维护生态平衡(拯救鼠兔) [复制链接]

8月23日晚，由著名野生动物学家乔治·夏勒编剧，法国里昴打击乐团与北京春天童声合唱团主演的寓言故事《好鼠兔》，在北京中山音乐堂上演。乔治·夏勒现在是世界野生生物保护学会的副主席，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如果没有他的工作，中国不太可能积极地保护大熊猫；后来，没有他的工作，中国不会对雅鲁藏江大峡谷的生物多样性地位如此重视；他对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贡献良多，许多物种的重要性都是他率先提示出来的。

这一次，他突然迷上了青藏高原上普通的鼠兔，正在被人类视为仇敌的鼠兔，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很多人说不清鼠兔到底是鼠还是兔，整个剧本也没有把心思放在这上面，剧本更关心的是鼠兔的命运，剧本从头到脚一直在宣扬：鼠兔与草原、人类、牛羊、鲜花、狼、熊、旱獭、狐狸、猛禽等都是“好朋友”，有些动物表面上看是仇敌，实际上却仍旧互相依赖和配合，共同编织了草原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让草原与河流、空气、山脉、人类，和谐共处。

现实却是残酷的。因为青藏高原大面积的沙化，人们把罪魁祸首全部推到了鼠兔的身上。为了拯救草原，保住牛羊，人们纷纷拿起毒药，端起“高压吸管”，携带鼠夹，购买雷管，组织起工人、农民、共青团员、民兵、志愿者奔赴前线，希望在短期内，把鼠兔消灭干净，让草原恢复生机。有许多地方，拿出来邀功的环境保护宣传照片，就是一群人，武装得严严实实，排成长列，像满怀复仇快感的士兵那样，梳缕着某片草原，对鼠兔进行“地毯式毒杀”；有时候，是一卡车一上车的鼠兔，被堆在一起焚烧或者填埋。

然而略懂自然保护的人，都在担心这也许是个错误。比如哈希·扎西多杰就对此表示怀疑。哈希·扎西多杰被人们习惯性地称为“扎多”，是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协会副秘书长，2007初获得了“CCTV年度经济人物公益奖”。他在一次演讲中，PPT里播放出了几张鼠兔的照片；他指着照片说，这个动物在当地默默无闻，但是，从生物链来看，鼠兔可能是草原的关键生态物种。他和许多牧民一样，从小就与鼠兔生活在一起。

鼠兔也许并非是草原退化的原因，而是草原退化的后果。北京大学生命学院著名保护生物学专家吕植教授说：“也是在草原退化的地方，鼠兔才会大量繁殖；因此，人们应当去想，这片草地到底因为什么而退化？”

草场载蓄量过大是人们能想到的第一原因。而人类对牛羊肉的消费欲望、牧民的生活改善本能，都可以视作草场载蓄量过大的原因。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湿地退化？天敌减少？正好，我的朋友、人民日报记者赵亚辉,正模仿当年范长江的道路，“重走中国西北角”，最近他在若尔盖，拍到了许多惨烈的照片，公示在他的博（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734aad01000ak0.html），大家可以上去看看。

哈希·扎西多杰获奖的主要原因是实践着一种自然保护与社区强健双赢的关系，这种方法被人们习惯地称为“社区共管”或“协议保护”。措池村，是他实践重要这一理念的重要领地。措池村地处长江源头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天河源野生动物保护核心区，总面积约2124.5平方公里，平均海拔4200米，最高达4800米，是中国海拔最高的纯牧业村之一。也许是受藏传佛教的影响，也许是对生物之间互相依存、互为你我的关系有着强烈的直觉，措池村民一拒绝毒杀鼠兔，也拒绝其他的人到他们的辖区里毒杀鼠兔。

措池村的村民希望有更多的科研证据来支持他们，他们正和北大的科学家一起努力寻找证据。吕植认为，在没有搞清草原退化与鼠兔之间的真正关系之前，最好先停止毒杀鼠兔。在四川西北有片“中国最美的湿地”——若尔盖湿地，上世纪七十年代，人们为了获得草原，大修水渠降水位，把水排干以制造更多的草原，头两三年，草场的面积是在扩大，接着，草场就退化了，现在沙化非常严重。过去，因为是湿地，鼠兔无法进驻，现在，退化成草原和荒漠之后，鼠兔的繁殖才扩张开来。

鼠兔的“人口”多了，鼠兔的幸福感反而在下降。在任何片区，某个物种过分强大，成为强势物种，最终都将危急这个物种本身。由于猛禽大量被毒杀、猎杀、网杀；由于猛兽被人类大量捕杀；由于人类进驻了许多本来不该进驻的地块，导致生物的栖息地“大区”被分割成“小区”，动物的安全隐秘之所都破碎成不安全的通透之地；由于人类的各种生活生产排泄物污染了动植物的生存环境，导致生态失衡。在此时，在草原上横冲直撞而显得相当显眼的鼠兔，成了生态恶化的替罪羊，人们不假思索地认定，这一切都和它过度繁殖有关；人们毫不犹豫地给出结论：只要扑杀所有的鼠兔，草原环境就能好转。

美国也在犯类似的错误，在北美西部草原上有一种小动物叫草原土拨鼠，是一种小型的啮齿类动物。这种动物也是曾经数量非常多，因为他们能吃掉一个大牧场7%的草，于是政府认定这是一种害兽，应该被毒杀。半个世纪以前就开始了毒杀草原土拨鼠。根除草原土拨鼠的项目在美国西部进行了好几十年。但是越来越多的专家认为草原土拨鼠对草原是有益的，因为他们是“天然的肥料制造者”，增加了牧场草的蛋白质含量和易消化性。草原土拨鼠为草原生态提供了有价值的服务，正如高原鼠兔对青藏高原的价值一样。但是尽管科学家们这么认为，政府还是在继续毒杀草原土拨鼠。，经过了数十年的各级政府的“根除项目”、疫病、毒杀、猎杀和栖息地的破坏，草原土拨鼠得数量急剧下降。大部分草原土拨鼠都死了，剩下仅仅约原来的数量的2%。幸运的是，在风穴国家公园、魔鬼塔国家纪念碑、维其塔山野生动植物保留地等区域，土拨鼠群被保护起来；新墨西哥的圣达菲城专门为一个耿氏草原土拨鼠群设有一个市级的公园。

北大生命学院教授王大军说，青藏高原是高海拔地区，这个地区的生物生长之所以很慢，有一个原因是微生物少，因此天然降解的能力低，自然界的物质循环比其他地区要来得缓慢。但鼠兔的存在增强了物质的循环力，他们与微生物的关系颇为密切；而同时，他们的身体是个转化器官，把草转化为许多猛禽所需要的营养。

类似的情况出现在美国和中国，表面上看，是科学和政策没有能很好地结合，实际上是人类可笑的短视导致。在“政府”这样的人类有组织机构面前，自然界永远是被分成两类的，有些物种要被大量放大，有些物种要被根除。因此，有些物种是有益的，有些物种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然而，有意思的是，所有的物种其实都是有益的，因为他们参与到了自然界的“循环”和“相互依存”之间；草原是有用的，因为可以作为牧场来养育人类所需要的牛羊，然而，如果草原没有了鼠兔，牛羊也可能得不到料草，牧民更不可能在里面安居，草原文可能就要让位给沙漠文化。

显然，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我们需要多种方法放大“拯救鼠兔”的呼声。拯救鼠兔大概是一段让人们从单一思维走向多向思维的过程。而环保需要的恰恰就是人类社会因为有了思想多样性而互相平衡与和谐，不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再从一个频道整体扭到另一个频道。乔治·夏勒、吕植这样的科学家，声音虽然微弱，但却是可以让人信赖的。他们说：“青藏高原上广泛分布的高原鼠兔是一种无尾的兔类，最大的个体也成年人的手掌大不了多少。尽管大部分的地方把鼠兔看做草原鼠害的来源，但我们必须看到，鼠兔其实是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的关键性物种。他们维系着高原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转：其洞穴为鸟类、蜥蜴和昆虫提供了巢穴；他们通过微生物增加植物多样性，他们加速土壤循环过程，增加地表和地下的生物量；他们是草原上大多数肉食动物和猛禽的食物。可以说，鼠兔对草原生态系统产生着强大的正效应。因此，在好好地研究他们之前，请不要盲目地作出某种高强度干预这个物种命运的决策。”善良而狂热的人们，请先冷静下来，听一听他们的声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