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三十人 [复制链接]

程介明：

（香港大学教育学院首席教授，香港大学原副校长，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

1999年香港开始比较全面的教育改革，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研究教育的外部，而不是教育的内部。下面就是大概用15分钟的时间，把我15年的学习经历给大家报告一下。

现在全球都在教育改革，几乎没有国家不说教育改革，但是教育改革的意义在不同的地区、国家，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刚才Naisbitt先生说的有一点我很赞同，教育改革是改革，不是改进。改进就是将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做得好一点，多一点。改革是要把教育完全的从另外一种方法去看，另外的方式去办。下面就是我的一些分析。

现在在全世界来说，因为2009年PISA之后，全世界有一个互相学习基础教育的动向，这个动向影响很大，所有的国家都在看，但是其中在PISA领头的三个城市，上海、香港、新加坡各方面引起了很多的注意。

我就分析一下我的看法。我认为教育改革的关键是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社会变了，到底变成什么？我说一下我的看法，当然15分钟不能介绍我全面的认识。第二是微观的回到中国的学习，中国的学习两个字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最近10年、15年里面，学习科学发展得很快，有脑科学的，认知心理学的，还有各方面的，加上评估、技术等。这些研究的结果怎么样能够指导我们的教育改革是很重要的。

全世界对教育的发展，上世纪60到70年代主要是教育规划，是系统规划。入学率，结构，内部效益，外部效益等，就是我们一般说的教育规划；80年代整整十年，重心降下来了，很多人觉得学生入学了，但是在学校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更重要了，有一段时间叫做学校的研究很快变成了学校管理的研究，现在回过头来看不完全是一回事。一直到最近这30年左右，重心又降下来了，降到了学生学习。

但是有些国家降不下来，有一些还停留在系统规划，有一些还停留在学校，但是主要的是英国和美国，就停留在教师，以为管好教师学生就学得好，有一种生产模式，好像是生产程序，学校好像是工厂，教师是生产者，生产者好了产品一定好，是这样的一种想法，和中国的想法很不一样。

我们现在的学校不是历史以来就有的，在西方来说觉得现代的学校系统，是在19世纪中期，有人说1870年英国第一个教育法才开始的。

看下照片，这个地方现在还在，在美国麻省一个村子里，那里的人过着1836年的生活，左边照片是他们的生活，右边的照片是学校的现状，我扮演学生到那里听课，我问他们为什么到这里学习，老师说他们要到波士顿打工，要到这里学读写算。这就是西方传导全世界基本的模型，范式，知识与技能，这个作为教育的全部。

PISA之后的四年里面我参加了很多次美国的一些关于教育改革的讨论，他们觉得你们的教育很丰富，有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的教育还没有搞好，基本就是读写科学，数学，我们这个还没有搞好，所以谈不上其他的。

二十一世纪说技能，美国政府给了很多钱制造伙伴关系，以前美国的学校2点半就放学了，现在还有很多的课后活动，老师不能教，因为工会不允许他们教，有很多的活动，最近这几年又演变了，异化了，课后的活动很大部分变成了补习，有点走中国的路了。因为学校很紧张，州政府要抓学生的成绩，要抓老师的业绩。

工业社会应该是经济话语，物体是制造能力资源，把人变成人类资源，中国人才两个字好像会宽一点，但是我认为人和人才还不完全是一回事，这个就不讨论了。

从社会来说，是为了经济增长，国际竞争力，个人来说就是为了就业，大概是这样的话语，这个话语在世界从政府来说很少有打破的，就是为什么发展教育，为了推动经济，我们的下一步就是经济发展。

但是现在在很多的国家，特别是新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国家，很明显的经济发展是很必要的，经济发展之外还有很多的东西要发展，这是西方的教育观念里面往往看不到的，因为开始就不是这样，但是说原来的工业革命以前是怎样的呢，中国来说也不是没有教育，中国所谓的教育就是科举，科举是为了挑选官员，但是科举的特点虽然是精英，但特点是要完人，要全面发展的人。

伊斯兰国家所有的清真寺旁边一定有一个宗教学校，以前是教古兰经，现在也教数学。以前的印度，现在缅甸、泰国有很多宗教学校，家里没有钱的小孩子就进入这样的学校，也是完人的全面发展，现在也开始教数学、科学、英文。

但是，全面的发展是工业革命以后出现的。现代教育发展比较快的是英国，英国在这之前不是没有学校，是工学，因为当时英国是大帝国，官员到全世界各地，下一代就好像是大家想办法，集中力量起来把这些新一代的也变成新的精英，就叫工学。

现在英国的技术学校、独立学校都是这样的模式。美国、澳大利亚的所谓私立学校大概也是这样的，上午上学，下午是课外活动，社会服务，都是从培养人的角度。

经济话语现在遇到挑战了，社会变了，生产模式变了，现在是产量少，品种多，量身定做。工作单位以前是金字塔，分工合作，每个人做一个小部分，合起来是复杂的产品，然后大规模的生产。现在不是这种情况了，因为是对口的，是小产量的，都是要品种很多的，所以变成了一站式的。

工作形态比较重成果，轻步骤，重人性，轻规章。个人的前途也不一样了，对口就业嘛，我不知道内地，比如北京怎样，在我调查过的很多大城市学用错配是主流，就是学的和干的不一样，转工转行是常态。

英国在2006年有一个匡算，一个15岁以上的英国公民，一生大概要经历13份工。当时我不相信，美国同一年的推算，是人的一生要经过10.5份工。2002年还有另外一个匡算，每个公民一生要经历4.2种行业。

终生受用吗？一个学历的价值很快就贬值。

一劳永逸吗？要不断创新。现在很多大学生最好的不是就业，而是创业。现在单位也比较不稳定了，会给别人吞并，会消亡。

一技傍身有用吗？小时候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也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要怎么办，我认为要转为学习话语，国家兴亡，在于全民素质优质教育，社会建设在于社会流动，普及教育，个人的前途在于拥抱变更，不断学习。

教育改革在于返璞归真以学习为主，我们现在的教育基本是学历为主。

什么叫学习。学习是个人主动的建构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学习是因人而异的，学习是因为使用而产生的，用中学。学习是在群体中最有效。

这些基本的原理假如能够科学的发现，移植到学校里面发生的，也许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改革的一个方面。

工业社会是把人塑造成某各行业的从业员，后工业社会是把人的潜能充分发挥出来，是相反的，工业社会是把人变成某个行业里面的某个职位，后工业是把人释放出来，不然应付不了将来多变难测的未来。

教育改革任重道远，中国方向概念是领先，大家认为美国的好，英国的好，其实我们的理念是很先进的，但是我们有很多的制肘。

我说现在就等于说一个动物园，在山林里面的动物园，动物都关在笼子里，忽然失火了，怎么办？是先教每个人出去摄食吗？应该是先把他们放出来，哪个国家的教育家把学生释放出来，将来这个国家在国际上就有地位。

中国教育三十人 | 钱颖一： 人不仅是工具，更是目的

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

我是一名经济学者，目前是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中国经济40人学术委员会主席，今天有幸成为中国教育30人论坛的成员，非常的荣幸。

由于我没有受过系统学的教育方法，所以不熟悉系统学的教育理论框架，不过我是教育实践者，我想从直观的观察开始，我今天想讲我对中国教育问题的三个观察，非常简单的三个观察。

首先是我觉得我们不能完全的否定中国教育的成绩，因为中国过去35年经济高速增长。如果教育是完全失败的话，这是没有可能的。

肯定成绩是容易的，但是肯定到点子上也不是那么简单。中国大规模的基础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很有成效，使得中国学生在这方面的平均水平比较高。

用统计学的语言就叫做均值较高，意思是平均水平较高。我这是指同一年龄段，同一学术学习阶段横向比较而言，包括小学，中学，甚至是大学。我觉得这是中国教育的一个重要优势，是其他的发展中国家，甚至是一些发达国家都望尘莫及的。

从PISA国际学生测评项目中上海学生的表现，在三个科目，阅读、数学、自然科学中名列前茅中就可见一斑。但这不代表中国学生的平均水平，据说农民工子女比美国中产阶级子女，艺术院校的学生数学水平比美国都要强。

我们是如何做到的呢？政府和民间对教育的投入，中国传统文化对教育的重视，中国学生在学业上花的时间很多都是原因。

虽然中国的基础教育还存在很多的问题，但是教师的敬业程度非常令人钦佩，即使是高等教育在基础知识和技能的传授方面，按平均水平看，都是可圈可点的。

这种教育优势对推动中国经济在低收入发展阶段的增长非常重要，因为适合了模仿和改进的这种追赶作用，特别是在与开放相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开放让我们看到了先进，加上我们的毕业生基础知识扎实，模仿能力强，当然挣钱的动机也很强，员工队伍整齐就有了很强的执行力，就追赶上来了。

这在制造业非常明显，即使是在服务业也一样。在先进的IT技术和管理流程之下，我们可以看到超级市场的收银员，银行的柜台服务，医院的挂号收费，出入关的检查等重复性的，规律性的，大规模的操作，中国的服务人员的速度和精确程度甚至超过发达国家。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出过国的人都有亲身的体验。这是我的第一个观察。就是平均水平，均值比较高。

第二个观察是与均值高同时出现的另一个现象，是方差小。方差也是统计学的概念，均值是衡量一个随机变量的平均事务，而方差是衡量一个随机变量偏离平均数的累加程度。

简单的说方差小就是两端的人少，出众的人少，杰出人才少，拔尖创新人才少。

我们知道杰出人才的出现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如果说天赋在不同的人种没有太大的差别，杰出的概率应该与人口成正比。中国有13亿多人口，但是至今没有中国学者在中国大陆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表明了一些问题。

当然还有其他的证据也说明问题，我们不用同发达国家比，跟印度比较更有说服力，因为两国的人口基数差不多，印度的人均收入比重要还低，印度教育的平均水平肯定不如中国，但是在出现突出人物方面比中国显著。

从我自己平常接触的例子，举两个例子，在全球著名商学院中，哈佛商学院，芝加哥商学院，康乃尔商学院，华盛顿大学商学院的现任院长都是印度裔。百事，万事达卡的CEO都是印度人，目前没有中国人担任这类商学院和跨国公司的CEO。我们不否认中国缺乏创造力，领导力，影响力。

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的直觉是恐怕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杰出人才是培养出来的吗？也许不是，杰出人才很可能是在有利的环境中冒出来的。

中国教育三十人 | 朱永新：教育改革应该吸引更多的民间资本、民间智慧

朱永新：

（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新教育实验发起人，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

教育改革到底怎么改，大家都在探索。刚刚召开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应该说对经济改革提出了非常重要的信号，特别是李克强总理在报告里面讲到，要用政府自身的革命来带动各领域的改革，使改革新的红利能够发出新的能量。

改革的新红利是什么，因为这次经济改革会议讲得很清楚，教育是不是应该释放改革的红利？本届政府抓的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简政放权，重要目的就是要释放红利，教育也是面临同样的问题。

做教育的人经常思考，中国是一个全世界最勤劳，也是最有智慧的民族，同时也是最重视教育的民族，最近这几年来我们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了全球第二，对教育的投入不断增加，为什么大家对教育还不满意？我们从经济上能够受到一点启发。

改革开放最大的秘密我认为就是释放了生产力，解放了人们的创造力。解放了农民，我们的餐桌开始丰富；解放了工人，我们的日用品开始丰富；解放了资本，我们的市场开始丰富。

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成长有很重要的原因，政府不断地解放民间。2010年，我们出台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20字的改革方针，提出了很多著名的非常具体的改革措施。

到2013年，三中全会再次提出了深化教育领域的改革，我们总感觉到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没有感觉到改革给教育带来根本性的变革，或者是我们所期待的变革。就是说没有出现我们想象的、期待的变化。

我们提出了要做一些变革，首先一个变革是要简政放权。

在教育领域，建议教育行政部门不应该再有自己直接隶属的学校，包括大学、中小学。可以把高校分为国内大学，省内大学，私立大学和民办大学。不再有直接隶属的中小学，国内大学和中小学分别由各级政府举办，教育机构进行管理，专业机构进行评价，社会和专业机构进行评估，政府进行拨款。中小学可以分公和民办的，包括混合所有制和股份制的学校，前者有公共财政拨款，后者有民间资金的投入。

政府可以投入购买公共产品服务的方式来支持民办学校，也可以通过托管的方式把公办学校交给民间来管理，因为现在教育行政部门既有自己直接管理的学校，同时也有其他类型的学校。我们教育界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有干儿子，有亲儿子，甚至还有野儿子。这几种很难真正的公平对待。

要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对于过程管理为结果的管理，改变现在教育行政部门对管理的具体入微，过于琐碎的现状，尽快的建立管理的新体制，把过程管理的权力交给学校的自治管理机构。比如学校管理委员会，让教师有更大的教学自主权，取消全国统一的文凭颁发制度，学校直接颁发学位证书，学校直接颁发证书，对自己的办学质量负责，这样就不会造假了，并且接受社会和评估部门的监督。

第二，要启动新一轮的高校体制改革，推进学科建设和课堂教学模式的变革。有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认为中国大学根本的问题，导向是有问题的，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就是给大学松绑。

不要对每个学校都提出一个方向，每个学校用一个指标考核是有问题的。

我们认为可以把大学教给民间去做，股份制的，混合所有制的，尤其是可以转成民营的，吸引上市公司和科技型的企业，把他们的大量的民间资本引入到教育。我们应该选择一批学校来进行试点，甚至于可以拿985，211的学校进行试点，才能吸引民间资本，激发民间的活力。

中国有的是资金，有的是人才，有的是智慧，为什么不能交给民间去试验呢？

我们看到美国托管学校这些年不断的在增长，现在已经达到5000多所，这些学校就是交给民间机构进行管理的，资金还是由政府继续投入。

英国也是如此，从2011年进行所谓的自治学校，更自主，把钱交给民间个人，民间机构，甚至于企业去进行改革。

在改革的过程当中，小微学校也是值得关注的现象。我到俄罗斯去看学校平均是600人左右的规模，从幼儿园到高中。我看了以后很有感触，我们拼命的强调学校的效率，大规模的，万人几千人的中学到处都是，校长不认识教师，学校的管理像大生产一样。

在俄罗斯的学校校长能够认识所有的老师，甚至于认识大部分的孩子，整个管理的效率很高，孩子们都在家门口，不用乘校车，不用走很远的路，就在自己的家门口。我认为这些探索都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民间有一些小微学校，我认识一个朋友在北京自己几个家庭教自己的孩子，政府没有批准他们，但是他们在做，为什么不能承认呢？包括小微幼儿园，我看到很多家庭，知识女性请假在家里待孩子，甚至于在家里教小学阶段，中学阶段，不送到学校去。当然，特别是幼儿阶段，我认为是完全可以居家教育的。

总而言之，我们的教育改革应该把更多的民间力量结合起来，吸引更多的民间资本、民间智慧进入学校。

从民间智慧来说，我们现在大量的精英人才不在教育领域。我们应该探索吸引民间智慧和民间资本流入教育领域的一条新路子。也是把机会给民间，民间的创造力和活力是我们难以估计的。

不论怎么改，改到最后，关键是要大家想做，愿意做，全身心的投入去做，把教育行政部门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校长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老师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全社会办教育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中国有很多的智慧是可以在教育实践中探索的，现在整个管起来了，大家带着镣铐很难跳出去，我们总的指导思想就是教育改革还要进一步的放权，进一步解放民间的资本。

中国教育三十人 | 徐辉：“十三五”期间中国高等教育应该射三支箭

徐辉：

（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

因为这次会议的主持者告诉我，一个重要的议题是讨论十三五规划和高等教育和其他教育的发展，我选择了十三五规划和高等教育发展的问题。

最近有学者问我，过去二十多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高等教育发展思潮是什么？我今天的演讲简单概括旧三箭和新三箭。

十三五规划的问题都是政府做的。在过去的20年来，我们政府射出三支最重要的箭，想实现三方面重要目标，当然其他的方面的发展都是有的，而且也是非常重要的，但就我认为，这个过去20多年的高等教育发展，这三支箭射出去是非常重要。

第一是高等教育大众化，我认为射了八环，目标的取得是相当成功的，过去的2000年开始到现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百分比是稳步提升。在座都是学高等教育的，对这个事实都不否认，这支箭射得是比较准的，而且成效是比较大的。

第二支箭是高等教育综合化。1998年的时候，浙江四所大学合并，当时我是杭州大学副校长，参与了学校合并的过程，现在大学谈论最多的问题就是大学合并，就是高等教育综合化的问题。

这支箭射出去是中了七环，总目标，综合化的目标还是相当成功的，但是带来负面的问题也很多。

可能在座的有人想问我，有一个外国学者问我，从过去的20年来，中国有多少的学校参与合并，合并了多少学校？我说现在没有统一的数据，因为有一些大学的合并是和大学合并，有一些甚至是把中专合并进来，参与的学校有多少没有人能说清楚，如果把中专也算在里面，2013年有一个数据合并了1300所学校，这个运动是巨大的，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史影响很大。很多人都亲历着高等教育综合化。

第三是高水平大学建设。各位都是在大学里面学习，受教育的，高水平大学的建设，有多少进入了211，多少所进了985？

这些方面政府这支箭射出去，我认为成效是六环。高水平大学的建设不是一两天的事情。从211开始到现在，在全世界我们也可以理直气壮的讲，对提升中国高等水平成绩是很大的。里面有没有问题呢，是不是高水平大学建设很容易完成目标？我这样认为，现在有很多人提出应该取消211，985。

从“十三五”的高等教育发展，我认为应该有三支新的“箭”，这三支新的箭已经谈论了很长时间了。

第一支是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这是什么意思，外延式的发展未来应该是不要再走了，不要走拼命追求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指标多少，不要合并大学，学术的力量起到重要的作用，影响教育发展有国家的力量，市场的力量，学术的力量。上午讨论到国家的力量太强，市场的力量太弱，学术的力量也太弱。现在走内涵发展，怎样面向市场和社会，让学术更好地发挥力量，这支箭我认为非常重要。

第二支箭是大学治理现代化，大学要按照大学的规律办学，让大学享有必要的自主权，在健康的环境中发展。举个例子，这所英国的UK学校我在那里学习过，知道的人不多，但是在英国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办学水平还是很高的，办学自主权很好，设置什么专业，学科，学校享有很大的自主权。

比如一个全球化的学院，可以把人类学，地理学，国际关系发展全部融合在一起，组织全球发展的学院，课程可以自己讲，学位可以自己设。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怎么样在十三五之后大学真正的提高治理能力，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最后是说高水平的创业性大学，我国想要建创新型的大学很多，想建创业型的大学很少，这是很的遗憾，而未来我认为应该创造一个环境，让更多的创业大学涌现出来。最近看到斯坦福大学一个报告，让我的印象深刻。讲到斯坦福大学地毕业生如果从创建、领导的角度讲，是像谷歌、耐克、脸书等公司有他们大量的毕业生，要么是他们创办的，要么在起领导作用。

如果他们39900个现在在运作的企业的经济总量合一起算，可以相当于全世界第十大经济体。创业大学的这支箭非常重要，让我国不仅是低层次的创业，不光是小学校的创业，应该创造更多的高水平的大学，能够在我国的创业作出带头的率先作用。而这点对我们国家来讲至关重要。

中国教育三十人 | 陈平原：从清华、北大的大学章程看大学与社会的关系

陈平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

今天大学潮流的变革取决于政府的忌惮，政府在主导，已经在逐步的放权。第二是高校努力，依法办学，力争自主管理。第三是社会提供咨询，实现外部的监督。三者互相制约，跌宕起伏出现新的气象。

前两种比较显赫，所以很多人都会提到，我关心第三点，大学如何处理外部关系。

最近15年中国高等教育试验了快速的发展，这么快的发展，高歌猛进的利弊得失我不说，我只说一个问题，政府投入了那么多钱，纳税人的权利很大，有权力和义务监督一下耗资巨大的公益事业，确保中国的办学水平是逐渐的提升，而不是逐步下降或者停滞不前。

考虑到大学运作的复杂性，依据高校信息公开，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校长越权，处长受贿，学生抄袭等严重的刑事案件，法律法规可以处置。如果是办学水平低下，办学方针出现严重的偏差，这些问题不是外行人可以看出来的。

这个时候代表公众利益的新闻媒体能做的只是出事以后的穷追猛打。校长书记很清廉，大学越办越差，辜负了学生的期待，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怎么办？除了政府主管部门还有谁能够代表民众对大学实现有效的监督？

随着大学的章程制定和颁布，法律赋予了大学办学自主权，社会责任可能会得到逐渐的落实，我关心的是大学的自主和外部的监督，两者如何统一，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专门挑2014年9月3日公布的985大学，把章程作为文本阅读，看一看有什么可以进一步增长的空间。

不少在描述一个问题，外部关系，大学和社会的关系，校友的关系，基本思路是三种，第一是描述很模糊，第三设立理事会，第三是另辟蹊径。

西安交大把理事会和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共青团和民族代表大会放在一起，这样很难体现外部管理的可能性；

南开大学章程里面提多理事会对大学的办学质量进行监督和评价；

有特点的是北大的章程，描述特别复杂，学校实现社会参与制度，实行信息公开，坚持校务委员会和校外委员会制度，设立名誉董事，聘请对学校热爱的人担任，北大说了一大堆；

清华很聪明，学校设立发展委员会帮助大学做工作；

有特点和想象的是中山大学，设立了顾问董事会，我说董事会是新词，顾问委员会是什么，董事会我们也知道，希望是兼顾问委员会和董事会的功能，但不具备法律地位，是打擦边球。我管资金委员会，战略发展委员会都是探索一个问题，如何协调大学和社会的关系。

虽然大学章程作为一个大学宪法，有一些名目繁多的机构如何运作我们说不清楚，大体的功能是一样的，都想探索大学如何和外部协调关系。

大学定章程的时候，强调外部工作的时候主要目的是拓展办学资源，说得明白一点就是希望大家捐款。咨询是因为主体是学校，说监督是站在社会的立场，两者是有矛盾的。

我们试想一下大学礼聘你当理事，如果立场和学校严重的冲突，经常说不好听的话，大学不是马上也是下一次肯定解聘你。能否独立判断，自由表达，有效的代表公众监督大学的工作是打折扣的。即便如此我还是希望承认其价值，完善其运作的机制。

十年前开始的高等教育本科教学工作评估立意很好，但是最后收效甚微，一是中国不存在第三方评审机构。第二是中国大学千差万别，很难用统一的标准衡量。第三是有没有官方背景人家不相信，有了官方背景就变成了另外的行政权利。

与其这样不如鼓励大学，尤其是好大学自己负责，在寻求学术视野，进行学术批评和自我批评实现某种意义上的社会监督，不管怎样谈大学的外部关系必须兼及自觉和监督。

最好具备的条件第一是长期关注，而不是临时打听。第二愿意投入精力，而不是出大名。第三敢于直言，而不只是说好话。第四超越学科的限制，有专业但不限于专业。

很多著名学者对大学的运作、管理，既无兴趣也无能力，被遵循的时候往往顺着领导的意志走，或者只谈本学科非常重要，这样的国际知名人士不请也罢。

各大学如果有上进心，愿意吸纳外界的智慧，接受社会的监督，努力接受好目前不是规定动作，可以自由挥洒才华的机制或者机构大做文章，并作出贡献。

中国教育三十人 | 汤敏： 慕课能让教育公平吗？

汤敏：

（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

我发言的题目是《慕课能让教育公平吗？》。这些问题解决如果没有新的手段，新的模式几乎是无解。

什么是革命，百度百科的说法革命就是推动这种事务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引起事务从旧事成新事的飞跃，慕课行不行呢？

慕课的理念是人们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学到任何知识。这个是不是一个革命，我们传统的教育做到这些吗？不可能。但是慕课就有可能做到。

我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看慕课为什么是一场革命。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革命，当一个新的技术，如果能把一个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十倍，那么这个行业就会产生一场革命。比如说第一次工业革命时的蒸汽机革命等等。

我们看看教育这个行业，几千年来，从劳动生产率的角度来看，提高了没有？孔夫子是一个人教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现在的老师能不能达到孔子的劳动生产率呢？达不到。

现在尽管学校大了，老师人均教的学生应该说是越来越少了，这就是为什么教育的投资越来越贵，从国家到老百姓要不断的加大投资。因为其他的领域，比如种粮食，做衣服等领域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教育的劳动生产率和2000年前，3000年前，5000年前差不多，因此相对的价格就贵得多。

而用了慕课，大规模的公开在线课程，一个老师可以教几十万个学生，斯坦福大学一个课是96万学生，劳动生产率是上千百倍的提高。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就能够引起一场革命。

我再从经济学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刚闭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一个观点，叫未来的消费将转为个性化的、多样化消费。

一旦社会变成个性化的消费，生产也要个性化了，这个时候需要的人才完全不一样了，企业的形态也不一样。

那个时候小微企业将是主要的生产形态，那个时候要求的人，个性化的消费，满足个人的消费，需要一大批设计创新的人。而这样的人，我们现在的这种大生产式的、流水线培养的人才是不符合需要的。

今天早上说了，人才和社会需求距离越来越大，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教育还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大生产培养流水线上的工作人员的这种方式在做，在这种统一的教学，统一的课本，统一的学科，这种方式不符合这种个性化的消费，个性化的生产。从这个角度来说，教育也得实现一场革命，因为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未来的社会是人人创新、万众创业的社会，而不是过去的在生产线上，把人培养成螺丝钉型人才的社会。教育需要一场革命。

拿中国来说，现在教育的三大问题，第一是教育不公的问题，第二是创新不足的问题，第三是我们做不到终身教育的问题。这些问题传统的东西解决不了。

比如说教育不公的问题，不是硬件的不公，根本的是教师，老师的水平的不公，老师资源分配不公，贫困地区和北京好的学校，重点学校老师间差别太大了，而这个东西是有解的吗？传统的教育下是无解的，就是把北大清华拆了，老师放在三本学校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现在的方式是不能创新的，创新是非常细化的，传统的教育也培养不出来。

终身教育更难提供，在座各位需要不断的学习，企业家，农民工，白领需要不断的学习，但是我们的教育体系不能提供，我们的教育体系能把在校的学生教好就不错了，最多只能开一点MBA班，EMBA班，赚钱一点小钱，中间还有巨大的市场。

也就是说我们面临的教育问题不管怎么改，这三大核心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慕课就解决得了吗？

我们看一下我们自己做的试验。这是中国最好的学校，人大附中的课上到中国最贫困、最差的学校，贫困省的贫困县的贫困乡的中学里。现在在十八省130个贫困乡的学校在实验，人大附中的课直接上过去，这些孩子好几年直接听人大附中老师讲课。

头一天把人大附中老师的课录下来，放到网上，当天晚上学校的老师先看一遍，把超出教学大纲的课去掉，45分钟的课变成30分钟左右，第二天学生看录像。录像里老师提问的时候，当地老师把声音关掉，让学生来回答，回答对了接着学习，如果回答不对老师讲几分钟大家都会了再放。

现在在全国18省进行试验，这个班，一个学习下来平均成绩提高20分，最好的两个班提高40分。

一个数学课能够这样上，其他的课也能这样上，把人大附中的，四中的，十一中的课都可以录下来；可以在18省做，就可以在一百一千万个学校来做，如果最底层的乡村学校，贫困乡村的学校都能够接受人大附中的教育，中间的县城，城市的，差一点的学校欧可以的，这不是革命是什么？

这是贵州毕节威宁学校，这是吉林长春中储粮小学没有英语老师的英语课，我们试验远程的方式，卡通的方式，用其他的老师维持秩序也可以上英语课。

我们还试验更先进的，每个学生发一个平板电脑，这叫电子书包。甘肃省四大中学在进行试验，有了电子书包可以把所有的课本放进去，练习放进去，老师的讲课放进去，每个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来上这个课。

中国现在最需要帮助的是那些村小，或者教学点，如果我们在教学点能够普及这种电子书包，那一个老师教十几个学生，每个学生自己在平板上学习，老师只是做辅导而已。而一个平板电脑最便宜的六七百块钱，每年给学生的免费课本是两到三百，两年的就可以换一个平板电脑，中国为什么不赶紧做？

大学生的创业是非常需要的，教育部规定所有的大学生要把创业作为必修课。大学里面把创业课当成必修课谈何容易，要有几十上百的老师教创业，老师教育创业，学生创得了业吗？

我们开的课是请了一批企业家，在全国一百个大学里面，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这样的好大学，还有南宁职业技术学院，三本都不是的学校，和北大的同学一起听，每个星期两节，还有学分。

有的学生上了课以后把学校的后勤包下来，学生食堂包下来，保洁包下来，全部变成学生的创业基地，这样的四年执行下去就有可能去创新。

刚才说了，我们整个社会需要教育，但是我们的学校提供不了终身教育的这种能力。能不能用慕课的方式来？能不能由企业来？一个课可以覆盖很多的人，这些真正的慕课的市场，应该在校外，是这2.6亿万农民工，上亿的白领工作者，蓝领工作者需要不断的培训，不断的新的知识，新的领域培训，这些靠传统的一个一个教师，一个一个课来培训根本不可能，但是做成慕课，5分钟一课，放上几千几万几十万个这种课，这些人就可以得到培训。

慕课能干什么？在这场革命里面，仅有慕课才有可能提供刚才我们说的公平的、优质的教育。

现在的学校一个老师最多开出三门课，我拍成慕课放到网上，可能有几十万门课，几百万门课。这时候课就可以非常细化，学生就可以个性化的学习，可以多样化的学习，没有慕课是传统的办法做不到的。

仅有慕课的方式才能做到真正的终身教育。慕课是革命，革教育的命。我们应该看到慕课只是一个工具，是远程教育的工具，为教育革命是提供了一个必要条件。

什么叫必要条件，就是说没有它，一定做不了，没有慕课，刚才要解决的三大教育革命是做不了的。有了慕课，不一定做得了，因为要别的地方不改的话也不行，所以说慕课是一个工具，工具给教育革命提供了一个条件。

不要小看这个工具，因为所有的革命都是由生产工具的变革产生的，在蒸汽机刚刚开始的时候，谁也没有认为它可能引起一场工业革命，社会革命，我们都学过辩证唯物主义，生产工业的革命引起社会的变革，现在慕课这个生产工具真在打进教育里面，完全有可能因袭一场教育的变革，教育的革命。

这场革命，这个工具，不是只有中国人才能用，全世界的每个国家都可以用，这场革命任何人都可以参加，而中国教育是否要参加这场革命，什么时候参加这场革命，就靠我们的政府，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家长，我们企业的努力。

机会对于任何国家，任何个人都是平等的，但是机会不去抓，你就有可能OUT。我总在说假如我们还是我行我素，还是走我们自己的路，假如十年以后印度有几千万的哈佛，MIT，或者实际上最好的慕课课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我们怎么办？这个并不是危言耸听的一个事情，印度在大量的发平板电脑，在鼓励差的学校直接去上世界一流的慕课。

竞争，正在进行。一个革命来了，顺其者昌，逆其者亡。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我们都失去了机会，所以我们百年挨打，百年受耻辱，第三次工业革命来了，配合第三次革命的慕课来了，何去何从我们需要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