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学里讲授科学的意愿始于18世纪，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时期。自那时以来，发生了从19世纪的实物课到最近的启蒙活动的许多变革。所以，今天的种种关注并非源于模仿美国做法的一种简单愿望，而是属于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
在法国，在很长的时期里，精英教育和民众教育是在不同的机构里进行的。从16世纪开始，由大教会（尤其是耶酥会）办的中学，以专门培养神职或世俗的文人为使命。科学在课程中只占据次要地位。至于“人文科学”，即希腊文和拉丁文，则是成为教授、律师或医生的工具，学习时间很长从初中就开始。
在同一时期召开的特兰托主教会议结束之后，新教教会和天主教会委托学校培养教徒。于是开办了许多小规模的学校，而这些学校最多只能是扫扫文盲。在一个神学观点冲突频繁的时期里，人们期望那此初学教理者，知道怎样从宗教当局认可的著作中重新找到宗教礼仪和原则，而宗教实践已不再具有普遍性，有可能被抛弃或歪曲。书本比脑子更能保存好教义。扫盲的目的只要达到会阅读就够了，它将天主教与其祈祷书或日课经联系起来，将新教与其圣诗或圣经联系起来。
更加深入关心科学教育则要等到伟大的世纪末（17世纪末）。当时，专制政权需要一些能够对军事设施、交通线、公共建筑、作坊工厂进行维修保养的军官、工程师和技术员，上述设施是君主强权制最显眼的脸面。一些新的学校接受一些身无分文的青年贵族和新近被封爵的资产者，把他们培养成为数学家和科学家，成为民用和军用新技术的领导者。为了应付特别难的入学考试，巴黎和外省几个大城市开办了世俗私立寄宿学校。人们在那里学习算术和代数、几何、力学、建筑学，还学习现代语言、历史、地理和自然史，总之那些构成百科全书基础的全部知识（百科全书是达朗贝尔和狄德罗于18世纪末显示其综合才能的力作），包括理工学院（建立于大革命时期）在内的大学校网各正是起源于这种新的教学体系，这也是现代中等教育课程（没有拉丁文）的雏形。
在民众教育上，18世纪法国神甫让·巴蒂斯特·德·拉萨尔明白，仅仅限于学会阅读的扫盲，不论在培养基督教徒方面，还是征服人的灵魂都是不够的，因为他们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之后逐渐远离了教堂。对于这位虔诚的传教士来说，要使城市的民众精英（手工业者、店主）重新信奉基督教，就要实施一种职业教育，为他们提供宗教教育之外的商业文化的基本技能：书写、计算、记帐。而在当时，这些知识只是由组成行会的专业师傅们（书写师、帐务文书、算术师等）传授的。他们的活动与严格意义上的学校教育没有关系。最优秀的学生开始学习复数四则运算（为当时使用的测量方法所必须）、三率法、比例分配（红利的不均等分配、钱币合金的价值等）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知识。
长期分离的读、写、算，到了18世纪变成了国家从教会手中没收的“小学教育”的三大支柱。
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没有时间实行它所设计的彻底的教育改革。经过了一个多世纪以后，孔多塞的教育计划精神和同时代其他设计者的计划才能变为现实。但是，19世纪的学校改革──尤其是1833年的学校改革，是1880年代第三共和国颁布的学校法规的提前。在儒勒·费里把宗教教育赶出公立学校之前，小学教育中的世俗知识部分，已随着每次改革而增加了。
科学进入小学
小学真正地对科学开放，要等到19世纪中叶。直到当时，小学里讲授的阅读课是为使用宗教课文服务的，且属于口头文化。阅读时，学生在小册子（基督训诫）里又看到祈祷文、弥撒经和忏悔圣诗，而这些东西他已经在教区神甫身边或家里学过并且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从第二帝国开始，学校不再为陈旧的基督教的和农村的文化服务，而是为思想和风俗的革命服务，使那些从此被认为具有世俗观念的农村群众，进入以新型政治制度和工业革命为标志的双重现代化之中。
意大利战役之后，拿破仑三世远离教会，把赌注押在法国教会自主论和刚刚兴起的实证论这两张牌上，陆续提出来两个举措。第一个是，自1860年起，在每所小学里设立一个图书室，为结束学业的学生们提供新知识。公共教育部确定了图书的构成：除了拿破仑家族全集之外，主要是一些鼓吹科学技术、向农村青年介绍煤气照明、农田施用石灰或家庭卫生好处的书籍。优秀的科学家们在书里展现出他们的科普才华，并努力成为人民的教师。大出版家们（埃泽尔、阿塞特、德拉格拉夫）看到开放了一个巨大的市场，便机敏地展开竞争，大量印制具有吸引力、插图和精美的学校和家庭用书（主要是获奖图书）。一些大作家们为青年讲述《小溪的故事》（埃利泽勒克吕，巴黎埃泽尔出版社，1869年）、《一支蜡烛的故事》（麦克尔斯·法拉第，巴黎埃泽尔出版社，1865年）、《木柴的故事》（让·享利·法布尔，巴黎加尼耶出版社，1872年），《天空的故事》（黑泽勒，卡米耶·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872年）使他们如入梦境，浮想联翩。初次入门学习科学技术知识，讲故事成了学校里陈述知识的优先形式。
1860年代和1870年代的小学课本介绍了现代化的新知识。最成功的要数1870年代末奥古司汀·傅叶以笔名G·布鲁诺写作的《两个孩子环游法国》这本书，该书在课堂上一直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些书有连续的故事情节，由遭遇、体验和意外事故构成，都是学习的机会。要感谢安德列和于连，他们被赶出1870年德国兼并的法尔斯堡，参加了云游法国的旅行。每个小学生都能逐步学会利用北极星指引方向；解释云团的形状以预见暴风雨；辨认鲤鱼、鳟鱼或白斑狗鱼；识破制作乳酪的秘密；了解造纸机的运转原理，或者克洛佐有名的锻锤原理。地理、历史、科学、技术、卫生，当然还有伦理道德，都是这些复杂知识的组成部分。从此以后，学校使这些知识走出课本，进入青少年的头脑，同时希望他们能把这些知识灌输给仍在与传统信仰作斗争的家庭。
深刻改变小学教学的第二个举措也始于自由帝国时期。教育部长维克多·迪吕伊当时决定将小学学习期限延长到超过隆重领圣餐的年龄（13岁），这个年龄是传统的学习结束年龄。在实施该决定的初期，要求已经就业的青少年在每个工作日结束后去上夜校。在那里，他们加强基础知识（拼写、语法、算术）的学习；在那里，他们发现新知识；而教师们──真正的自学者，成了最有效的知识传播者，在那里，他们学习化学，以解释土壤改良或者织物的染色；学习自然史，以便更好地了解蚕的微粒病或者葡萄根瘤蚜虫病害；学习物理，以油察金属的热效应或者分析作用于地窖拱顶的合力。在这些为就业青年设置的课程里，教师们发现，除了基础知识之外，他们还能讲授一些更加复杂的知识。
第二帝国之后，第三共和国继续推进教育改革，以便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知识需求。于是，这种由小学组成的巨大知识传播网络，在1882年，对6～12岁的孩子来说，变成了义务的、世俗的和免费的学校。从幼儿园（聚集着城市里2～7岁的儿童）到初级小学（直至获取毕业证书）、高级小学、初等师范学校、圣克鲁和丰特奈的高级初等师范学校，总而言之遍布全国各地的初等教育网，都把科学和技术列入课程计划。
当然，这些知识仍然是些实用的知识，主要帮助成年人在职业和生活中更加有效率。但是知识的积累、传授知识的方式和教师们对教学的重视，从20世纪初期开始，为小学具有一种参照文化和风格做出了贡献。小学比初中和高中更为快速地成为宣扬理性价值、科学技术和知识效能的场所。一言以蔽之，宣扬现代化的场所。它既反对沉没在其中的农村古风，也反对中等教育中占优势的唯美主义，因为中等教育竭力要保存以文学教育为基础的普通文化。
（选自《法国小学科学教学实验计划》第四章：昨天、其他地方和今天）
译：黄颖 苏文平 安延
校：黄颖
摘自科技教育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