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随着数以百万计的大学毕业生（包括大量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生）加入数以千万计的失业农民工队伍，中国高等教育的泡沫破灭了。尽管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并不是一件新鲜事，世界各国都会出现这种现象，但像中国那样大规模的大学生失业队伍为世界所少见。
同样，尽管大量的大学生失业和这次金融危机有关，但只能说金融危机使得大学生就业雪上加霜。就是说，金融危机并非大学生就业危机的根源。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的很多年里，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但已经有很多迹象显示大学生的就业危机，只是有关部门没有加以重视罢了。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大改革和大变革。高等教育的大规模升级（如从学院到大学）、大学的大合并、大规模的校园建设（大学城）、无限制的大量扩招，中国的大学改革者们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企业家精神。
的确，种种发展给人眼花缭乱的感觉。中国的教育成就令海内外人士感叹不已。多少年来，中国的教育改革者们本身也沉醉在年年攀升的各项数据指标上。
在海外，受中国惊人发展的影响，许许多多高等教育机构的目光转向中国，视中国为一块新的财富宝地，要不到中国办教育，要不大量吸引中国学生到国外就学。
教育资源迅速向少数人集中
中国的教育取得了举世成就，但同时也造就了在可预见的未来难以克服和解决的恶果。恶果不仅仅是大学生失业那么简单。其实，从总体看，失业只是一种表象，其背后隐藏着的危机更令人担忧。
企业家式的教育改革已经给中国的教育事业注入了一种新的精神、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路径依赖，那就是教育的产业化精神和与之相关的GDP主义。
中国的教育必须改革，这是社会的共识。建设高等教育基础设施、扩展教育使得更多的人获得接受教育的权利、为国家的建设培养更多的人才，这些都是社会所接受的。但令人遗憾的是，改革的结果和人们的期望相去甚远，甚至相反。
很难否认，改革的结果是，教育资源加速向少数人集中，越来越多的贫穷人家的子弟上不起学，而培养出来的人也不是社会所需要的。在国际层面，中国急起直追，但教育科研水平实际上离国际先进水平越来越远。
除了“山寨版”式的模仿（如各种教育评估体系），中国本身并没有任何教育创新。山寨版的特点就是比原版的功能更“全面”和“先进”。中国教育的评估体系就是这样，把世界上的东西拼凑在一起。
尽管是向西方学习，但在西方的任何一个地方，找不到中国版的评估体系。例如，西方的学校也会鼓励博士生去发表文章，但绝对没有像中国那样硬性规定博士生要在特定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后才能毕业的。类似的荒唐不堪的例子举不胜数。名目繁多的学术的恶性腐败也因此而生。
为什么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会导致泡沫的破灭？这就要看谁来改革的问题。在中国，从事教育改革的并非教育专家。企业家式教育改革的主体是政治企业家，商业企业家，再加上一些带有浓厚商业气或者政治气的教育界人士。
商业企业家强调数字，政治企业家也强调数字。他们各自获得了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但却牺牲了教育本身的利益。
缺乏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密切结合
公平地说，如果没有政治企业家和商业企业家精神的结合，中国的高等教育（和所有其他方面的教育）不可能发展得那么快。例如前些年炒得沸沸扬扬的遍布各省的大学城就是政治和商业利益结合的杰作。政治人物给政策，商业人士借此圈地发财。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两方面力量的合作，中国的银行能够提供给大学那么庞大的贷款吗？结果怎样呢？大学背上了数以千亿计的债务。
要是在其他国家，中国很多负债累累的大学早已经破产了。因为有各级政府在背后强行撑着，才没有倒下来。大学的负担成为政府的负担，政府的负担最终还是社会的负担。
就是说，大学拿着从社会的钱财来搞大跃进，但负面的恶果还是要转嫁给社会。社会一次又一次成为受害者。
利益导向的教育改革可以造就大跃进和泡沫，但泡沫的破灭也是期望之中的。从很多方面来说，这种方式的教育改革是不可持续的。
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看，这种教育体制培养的并不是社会的有用之才。原因在于中国的教育改革并没有同中国本身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有任何的结合。为了改革而改革，为了教育的GDP而改革。
在今天很多发达国家，教育的改革总是和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中国没有这种关联，因此造成了一方面企业缺乏技能人才，而大学生找不到工作。
在中国的企业，无论是外资还是内资，都发现中国的大学生并不具备一、两种有用的技能。很多外资企业需要亲自到中国培养有用的学生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大学抢走了中国大量的人才，但却把这些人才“培养”成无用之才。这是中国人才的大浪费。实际上，缺乏有用的人才已经成了中国产业升级和技术升级的一大障碍。中国的很多基础研究并不错，但就是转化不了有用的技术。一种产品在中国加工和在德国或者日本加工，其附加值相差万里。
大学、政府和社会走上恶性循环
粗放式、低层次的教育扩张也使得生源的不可持续。对中国高等教育的低品质，大多数人是非常了解的。很多年来，从政府官员到一般有钱人家，纷纷送子女出国留学，希望子女能够在国外学到一些有用的知识。（当然，他们的子女能否真正学到东西拿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因为很多的国外大学就是看准了中国父母的口袋，也在搞教育的产业化。）
今年在重庆等地一些高中生不想参加高考，这是以另一种形式表示了对大学培养无用之才的抗议。在很大程度上，农民工比很多大学生更有用。
农民工至少不会对工作有太多的要求，但大学生则不然。化了那么多的钱拿了一个学位，找到的工作还不如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这实在是悲剧。
这种教育制度在财政上更不可持续。教育发展的资源一来自政府财政，二来自社会。现在看来，这两方面都难以为继。很多的大学都已经背负沉重的债务。
政府的财政支持不可能毫无限制。从很大程度上说，如果没有好的教改政策，政府投入越多，教育品质就越坏。社会的投入更少。
教育部门一直在利用中国家长“望子成龙”的心态，从民间收取钱财。但如上所说，从干部和普通民众已经开始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失去了信任。
一般说来，如果学校能够培养社会有用人才，社会和政府就会对教育有更多的投入，这应当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因为中国的大学不能履行这个功能，大学、政府和社会之间已经开始走上恶性循环。
现在泡沫破灭了，然而中国的教改方向还是没有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在推进教改方面上实际上是有很多优势的。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几代领导人都强调在路线方针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因素。这也适用在教改上。
中国的教改现在面临的困境是，没有强有力的领导层，既没有能力去纠正已经被证明为无效的路线和政策，更没有能力去确立有效的路线和政策。
如果不能改变现存的路线和政策，引入真正能够从事教改的干部，中国的教育还是会依赖现在的路径衰落，直至出现谁也不想看到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