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 |《美丽新世界》：赫胥黎的代表作，反乌托邦文学经典
87年依然没有褪色的科幻小说。“如果你生下来，基因里已经写好要做什么工作…”
听书笔记
《美丽新世界》发表于1932年，如今已是畅销几百万册的全球经典。小说出版后的八十年间，每隔一段时间，就有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文艺作品出现。在英国《卫报》评选的有史以来最伟大的100本小说中，《美丽新世界》位列第53位。
简单地说，作者赫胥黎构想了一个所谓美丽新世界，这里科技极度发达，物质极大丰富，社会秩序极度稳定，道德伦理极端自洽，但是完美科技达成的高效和谐是否能够真的达到生活的幸福，赫胥黎对此是深表质疑的。
新世界是如何构成和延续的？
新世界用高科技手段解决“人的诞生”和“社会运行”问题，也就是其构成和延续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人的诞生。
为了保证生命的整齐高效，新世界人类诞生所使用的最主要科技手段有三种：首先，全部实现人工受精，孕育过程不需要子宫参与。其次，对卵子进行各种严格的筛选，力求留下来的都是高质量的卵子。最后，孕育室不断重复一道程序，让卵子大量分裂，让生产出来的人更加整齐划一。赫胥黎之所以把人类生产方式写得这么机械和极端，其实是他对工业时代赤裸裸的讽刺。小说的时间设定，大约在“福帝纪元632年”，赫胥黎把美国汽车大王福特作为新世界的上帝。福特的流水线批量生产模式，带来了生产力的大发展；然而，从长远和伦理角度来看，这种操作充满了危险。批量生产出来的标准化男女，没有因孕育而产生的情感联结，没有个性，没有选择，他们就像机械零件一样，数量巨大，可以随时被替代。
第二个问题：社会的运行。
为了维护社会的阶层稳定和新世界的安宁和谐，人还在胚胎阶段，就被分为五大种姓，包括：阿尔法、贝塔、伽马、德尔塔、伊普西龙。为了所谓社会的稳定，新世界利用科技手段，把一个人的命运提前预设好了。为了杜绝出现有人不愿意尊重设定的情况，新世界采用了“条件设置”的方法，彻底改造人的情感和灵魂。工作人员还通过技术手段操纵人的睡梦，不断输入阶级意识等场景设定，用这种类似于洗脑的方式，让这些人安分守己。
在成人进入社会后，还要继续接受管理和控制。成人会产生不同的情绪与欲望，管理者为了维持新世界的社会秩序，就必须继续控制人们的各种情绪，消除人们的欲望。新世界鼓励男女性行为，发望，甚至提倡未成年的孩子们玩性游戏。但是，新世界坚决反对怀孕，并提倡人工流产。因为胎生的婴儿没有经过条件设置，难以被控制，同时，亲情关系会让人产生情感依赖，这在新世界是需要坚决制止的。另外一个满足欲望的利器，就是“唆麻”。唆麻是一种甜蜜的幸福剂，不论有什么烦恼，只要吃上一剂唆麻，就能够立刻忘却。
在这样的高科技管理下，人们摆脱情感需求，摆脱思考，自愿成为社会机器中的稳定螺丝钉，完全靠科技的惯性生活。
小说中的伯纳和约翰如何与新世界格格不入？
第一个人物：伯纳·马克思。他属于阿尔法，是高种姓。在胚胎期时，由于培育人员操作失误，他的个子比标准的阿尔法“矮了八公分”，身体也偏瘦弱，这种先天缺陷，造成了他敏感、自卑和孤独的心理。
第二个人物：“野蛮人”约翰。新世界之外，还有很大一片地方居住着野蛮人，保留了古老人类的生存方式：他们没有条件设置，依然是胎生的，并且还拥有婚姻风俗，他们以家庭为单位生存。他们与新世界最重大的差异之一，在于对死亡的态度。不过在保留地里，约翰的身份有些特殊，因为他的母亲琳达来自新世界。犯下了胎生罪的琳达，不可能再回到新世界，只能选择待在保留地，从此也变成了一个“野蛮人”。但是，她毕竟接受过条件设置，所以她依然按照新世界的方式生存。新世界与保留地，奉行的是两套完全不相容的伦理标准，琳达和约翰，正处于这两个世界的夹缝中。
备遭排斥的约翰，几乎陷入绝望的境地。因此，当伯纳建议带约翰来新世界时，约翰半好奇半期待地答应了邀请，同母亲一起回到了新世界。
约翰之前关于新世界的认知，全靠琳达的灌输，以及自己的想象；真正置身于这个世界，约翰感受到的心理冲击是巨大的。首先，约翰无法理解新世界的情感伦理。其次，约翰对新世界的性伦理也十分不解。母亲琳达则与约翰完全相反。回到新世界之后，琳达如鱼得水，她立刻重拾对唆麻的依赖，最终，她因为过量使用唆麻而不久于人世。琳达的死对约翰来说，是沉重的打击，但却令新世界的人十分不解。他们饶有兴味地欣赏约翰痛哭，就仿佛在看马戏团动物表演。
除了和琳达的情感，在两性伦理上，他也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约翰受到列宁娜的吸引，在约翰眼里，爱是可以永恒的，心灵是可以超越身体的。但是，列宁娜只希望解决欲望的问题，约翰的思想，对列宁娜来说简直匪夷所思，她不想听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诺言，她只想与约翰发生性关系，解决自己的欲望。约翰终于意识到，新世界终究是机械化的、没有情感的，终究是无可救药的。最终，约翰在绝望之中选择了自尽。美丽新世界的故事，最终以一个极端恐怖、绝望的姿态，划上了异常不美丽的句号。
而伯纳·马克思这个原本与新世界格格不入的人，却因为将约翰带回新世界，不仅获得了巨大的声望和财富，而且一举扳倒了老对手，过得春风得意，而他也就轻而易举地与这个原本令他感到孤独的世界和解了。赫胥黎在这里无疑对人性做出了讽刺。
到底什么是乌托邦和反乌托邦？
“美丽新世界”的构想，源于乌托邦。“乌托邦”这个词，是希腊语的音译，含有“好地方”和“乌有之乡”的意思，出自16世纪英国作家托马斯·莫尔的同名著作。小说描绘了南大西洋里一个叫乌托邦的虚构社会，这里科技发达，人们无需过度劳作，只需要各司其职、各安其位，按照要求有序生产，按需索取，整个社会的运行有条不紊，可以说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总之，莫尔笔下的“乌托邦”，就像陶渊明的桃花源一样，寄托了作者莫尔的政治理想。
然而，这样的乌托邦，真的能实现完美的社会吗？答案是否定的。《美丽新世界》，就是对这种美好愿景的根本质疑。赫胥黎曾说，美丽新世界是“一个理性的怪物”，一个将科技理性发挥到极致的所谓完美世界，根本是荒谬的。因为极端的科技理性，服从的是单一的意志，比如小说中的“社会、本分、高效”的意志，它必然的逻辑指向，是个体的消亡和极权统治的诞生。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丽新世界》与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以及俄罗斯作家扎米亚金的《我们》，一同被视为20世纪最出色的“反乌托邦小说”。在这三本小说中，《我们》和《一九八四》所描写的社会，都重在揭露极权统治；而《美丽新世界》的独特性在于，它通过高科技将极权的种子撒播在社会运行的方方面面，对如同被关在铁窗中的被统治者来说，顺从和安守本分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科技理性之于人伦的悖论，科技理性下极端完美的荒谬，让《美丽新世界》充满了浓浓的讽刺意味。
赫胥黎本人，生活在一个科技大发展的时代，他读到过许多将科技理想化的乌托邦小说，在这些小说中，人们把科学视为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这种盲目的乐观主义，让他十分担忧。赫胥黎认为，当科技理性走向了极端，就成了非理性。在小说中，它从乌托邦最初的完美设定出发，将极端的科学理性运用于社会治理，从完美的纸面设计，走向唯理性的极端，任何破坏其完美设计的环节，都会被当做机械故障，都会被迅速消除。人的成长，也被当作机械问题，完全让位于所谓的社会利益。作为个体的人，全然被泯灭，人成了没有情感没有需求的机械零件。在这种把人全然当作工具和手段的逻辑中，美丽新世界终于成了赤裸裸的刽子手，完全走向了人的对立面。所谓完美的背后，其实是被物化的人，是完全无法自我选择的人，其结局必然是悲剧的。
这也正是赫胥黎对人本主义的思考所在。书名“美丽新世界”，源自莎士比亚的戏剧《暴风雨》，约翰不止一次吟诵着莎士比亚的诗句：“啊，在美丽新世界里，该有何等样的人啊。人类又是何等的美丽非凡! 啊，美丽新世界……” 莎士比亚，代表着人文主义思想最耀眼的光辉，他一方面是新世界中被封禁的思想来源，另一方面又成为野蛮人约翰的精神支柱。小说中，随处可见对莎翁戏剧的引用。莎翁戏剧中鲜活的爱恨情仇，各种不同的性格、思考和选择，个体拥有的无可取代的价值，与新世界的机械设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人文主义思想，与极端理性主义、集体主义的矛盾，正是保留地与新世界之间的矛盾，也正是导致约翰悲剧的根源所在。通过约翰以及整个新世界的悲剧，作者赫胥黎提醒我们：高度科技理性下的社会，不尊重生命，也不维护人的尊严，整齐划一的完美社会理想，隐含着的伦理危机，必须引起警醒。我们回到开头的提问，《美丽新世界》不是一首对完美的颂歌，它是一首讽刺诗，小说描绘的实际上是一个“可怕的新世界”，这个“可怕的新世界”，后来也成为科幻题材作品里经常出现的主题。比如英国著名的电视剧《黑镜》，“黑镜”，是指身边随处可见的各种屏幕，电视、手机、电脑、监视器等等，这些“黑镜”的深层含义则是，科技掌控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它随时都在异化人性，当屏幕亮起的时候，我们可能看到一个美丽的世界，而屏幕暗淡时，黑色的镜子所反射的，却是人性的扭曲和社会的困境。可以说，即使在今天，赫胥黎所论及的科技、政治及社会伦理问题，依然没有过时，依然给人们带来更多更久远的思考。
